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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继承、创新、发展的思考 一地方志的继承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千百年来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在编修时间的跨度上，统治者奉行的是“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从古至今，志不绝修。每次编修，皇帝均要下诏书，“奉天承应，皇帝诏曰……”责成所统辖的郡、县编修地方志，并设立专门机构，配给专门经费，选配当地德高望重的“鸿儒名宿”编修地方志。并明确规定“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地方志的编修，是一个县级行政首长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封建社会中，一县之长在其任内主要是三件大事，即“办案、督粮、修志”，统治阶级流行一种说法，即“修志不修衙”，这怎么解释呢？因为封建社会的官吏，往往是三年一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如果说新县令到任，只忙于将旧衙署修茸一新，这得花费很多银子，投许多工时，等衙署修茸好了，自己的任期亦快满了，即将离任，或往上升迁，或致仕还乡。而往上升迁的希望，致为渺茫，必须是政声卓著，或须上下其手，钻营活动。而致仕还乡的则占大多数。而主持编修一部志书，既可为地方做了一件大好事，将当地的优秀文献保存下来，又可使自己美名流传。再者，修志一事又是上峰明令规定的硬任务，不可稍事懈怠。基于这种景况，县令们对编修地方志绝大多是十分重视的。在封建社会，编修地方志采取的是，县令亲自主持修志，县令对上一级——郡或道、州等负责，郡或道、州对督、抚负责，督、抚又对最高统治者——皇帝负责。这样一套由上至下，又由下至上的管理运行机制甚为严密，倘若其中有谁对修志一事敷衍搪塞或拖延懈怠，办事不力，那么将受到弹劾、朝参。正因为千百年来，无论改朝换代，移元改步，新旧统治阶级从皇帝到县令都非常重视编修地方志，因而保留大量优秀的地方文献，据有关史料载，迄今为止，我们现在所保留下来的正规地方志书有八九千种之多。这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地方文献，这些文献中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华与糟粕互见。但绝大部分还是真实地记录了当地当时的基本情况，这包括山川、地理、政??、经济、人文等等的真实概貌，这对后人研究借鉴过去的功过得失不无裨益，常言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另外，由于古代前贤的修志者，绝大多数是一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当地名宿，他们的道德文章，受人尊崇，他们均有较好的“志德”，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留下的著述如地方志等，一般都不会很差，我们在学习、继承他们的遗著时，只要本着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匪浅。再者，如上所述，古代编修地方志，由于各级统治者均非常重视，上上下下，层层叠叠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和管理机制，致使编修地方志能够较为顺畅地进行，亦才给后人留下这样多的志书，其数量真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鉴于此，我们对于这样的重视程度，这样的管理运行机制，以确保志书的畅达编修，克期完成等等，我们是否值得反思、深究、继承？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笔者以为，这样重视的程度及其所运行的管理机制等，是很值得我们去大力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古代前贤的修志者，他们一般都有较高的道德风尚，有满腹的经纶、宏富的学识，这与他们严谨做学问的态度密不可分，他们自幼就在塾师严格的指导下，苦读、苦记、苦写，一生读书多，记诵广，可谓“皓首穷经”，这样做学问苦钻、苦学的风尚，难道不值得我们一个年轻学子去学习去继承发扬吗？回答亦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正年轻，学识和见识还很有限，而我们现在正承担的第二轮编修地方志的任务还很繁重，我们现有的这点见识、学识及视野还差得很，那么，我们为要编修出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就必须抓紧春光不放松，刻苦努力学习，不断充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特别是要学习、继承古代修志前贤们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不厌、悔不倦的精神，博览群书，宏富学识，精于推敲，勤于考证。其间，不仅要精勤学习修史编鉴的专门知识，还应扩大艺术视野，学习志、鉴以外的门类，如文学、艺术等等，均应有所涉猎。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还要与时俱进，要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学习中共中央的十七大报告，深入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秦光荣省长在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样，我们亦才能胜任愉快去完成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在学习、继承旧志一些优良传统问题上，我们还要切实注意一点，即过去成书的一些优秀良志，具有体例完备，文字明白晓畅，文采飞扬，记述清楚，考订精细等等特点，如民国年间，由卢汉主持领导编修的《新篆云南通志》，由方国喻老先生主修的《保山县志》，由黄炎培老先生主修的《川沙县志》等等，这些都应视为可“存史、资政、教化”的良志，我们应该细读，深考这些志书，学习、继承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高超的修志学识、水平及善于驾驭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