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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改革503
利益博弈中规范法官认证活动
——擢升法官认证能力的另类蹊径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王志华
一、引言:证据认定中的利益偏差
以下两起分别发生在广东与天津的案例值得思索:两起案件具有几乎同样的事实,均
为老父出资为儿子买房(父亲拥有出资的证据),产权证登记在儿子名下,后因种种原因
发生争议,父亲欲讨回房子。两起案件最关键的证据均为记载儿子名字的房产证,对这一
证据的认定问题,两个地域的法官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广东法院的法官根据房屋和车辆实
行登记取得制度原理,认定该证据能证明儿子拥有房屋之事实,天津法院的法官则根据出
资者理应拥有房屋产权的物权基本原理认为此证据无法独立证明实际出资的事实,同时依
据老父提供的证明出资的反对证据,足以就该证据做出儿子不能拥有房屋产权的证明结
论。①同样性质的证据被不同的法官做出了不同的认定结论,最终也导致案件处理结论的
差异。
其实这两起案例绝非偶然: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颇多。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偏差完全
可能造成案件事实认定的径庭,从而导致全盘案件判断之差异。案件事实认定实际上依赖
于证据认定,而在法官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造法能力凸现的今天,法官如何运用自由裁
判权认定进入其视野的诸多证据,并做出何种认定结论,将影响着诉讼中案件事实的判
定。因此,法官就关键证据的认定环节乃是诉讼环节中的一个重心,不仅与证据确认相
关,更关系事实之确认,从而左右诉讼结果之归属。⑦现代法治社会中,案件处理的公正
不仅是社会的要求,更是案件当事人由衷的企盼,法官认证活动的规范也成为实现司法公
正的必然环节。然而,国内证据规则的缺乏、不完善甚至不合理,以及法官证据自由裁量
权空间宽余等等原因带来了法官认证活动不能有效规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出现不同法官
①这两个案件作为鲜明的对比案件被很多报刊转载,广东法院的法官认为即使上述房屋、车辆
是原告出资购买的,也不能因此认定属于其的财产,而应当依产权证登记认定。天津法官的法官认为
尽管购房凭证都是被告的名字,也不能认定房子就是被告所有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龙翼飞对
此做出评论认为,购房既然是一种出资购置财产的行为,当然是谁出资应当属谁所有。房产证登记不
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惟一依据。见《中国剪报》2005年4月27日第八版。
②就全文的立足点而言,探讨的重点应当是在全案事实认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存在争议的所
谓“关键证据”,这些证据的认定结论直接关系着全案事实的认定结论,从而影响案件的处理,法官
对这些证据认定做出何种结论很关键。
504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上】
就同一证据做出相异结论的现象并不足奇,或许做出结论的法官会有充足理由,觉得业已
符合司法公正之需,而当事人完全可能接受到两种不同的判决,后果也显然不同,就如文
章开始提到的广东与天津两起案件的两位父亲,他们接到判决书后无疑对司法公正的认同
是不同的,对司法公正变幻性的疑惑也会加深,这种认证差异造成公正的多维视角将使得
司法活动只能在公正之边缘游走。
法官认证活动的依赖性的力量是法官的认证能力,公正的认证结论与合乎司法公正的
认证能力应成正比。在国内司法实践中,因证据规则得不到广泛的发展,至少从目前而言
认证的客观化进程受到一定阻碍,①故将提升法官认证能力之视角放到促使法官主观认证
活动的公正化标准化中无疑可以成为规范认证活动的重要环节。
回到全文开始的案例,先做一个假设,假定两地法院的法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不相上
下,两地也无此类案件认证方面的特别规定,那么两地法官实质意义上的认证能力应当一
致,但却在看似相同的认证能力下出现了结论偏差。实际上,不同的法官在运用自身认证
能力之时,都会就认证结果的利益做一个衡量,并在认证过程来予以体现。就前面案例而
言,广东的法官或许更关注表面上的登记公示制度的存在利益,呵护法律制度形式严谨。
天津的法官更关注的是证据背后的利益冲突,当此证据认定会给传统的所有权制度带来损
害时(即损害出资人利益),倾向于否定此证据能证明儿子拥有所有权的证明力。由此,
任何一名坚守良知和正义的法官,其认证能力除倚仗于其知识与经验外,背后的利益衡量
也是重要的方面。任何法官认证活动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衡量,在对证据做出不同抉择的
同时,总是会就认定此证据与否或做出何种结论所牵涉到的各种利益进行全面衡量和考
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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