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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技术及项目有关资料 （网络搜索，仅供参考） 垃圾焚烧是一种较古老的传统的处理垃圾的方法，垃圾焚烧法已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现代的垃圾焚烧炉皆配有良好的烟尘净化装置，减轻对大气的污染。但近年来，垃圾焚烧法在国内外已开始进入萎缩期。目前有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对焚烧垃圾的部分禁令。垃圾焚烧法确实是一种实践多年的垃圾处理方法。它比起填埋法占地面积小，效率高，曾一度被视为一种“减量快”的好方法，吸引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在日本一哄而起地建起了6000多座垃圾焚烧炉，占据世界垃圾焚烧炉数量的首位一些发达国家效仿把垃圾焚烧推向了高潮然而，经过上百年实践后，垃圾焚烧法却一直未被广大民众接受，其弊病突出表现在其潜伏性污染更重、耗资昂贵、操作复杂和浪费资源等方面。尽管其污染防治技术在日益改进，但至今尚不成熟，还不能经受住理论和实践的检验。据多种文献报道，每吨垃圾焚烧后会产生大约5000立方米废气，还会留下原有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当今最好的焚烧设备，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也会释放出数十种有害物质，仅通过过滤、水洗和吸附法很难全部净化。 在有害物质中，最主要成分二恶英是国际公认一级致癌物。二恶英被称为“地球上毒性最强的毒物”，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只有通过化学合成才能产生，毒性是氰化钾的100倍，砒霜的900倍。二恶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会在人体内不断积累。越战中，美军用飞机喷洒了7600万升每公斤含2毫克二恶英的落叶型除草剂“橙剂”，以清除遮天蔽日的树木。后来，在越南长山地区，人们经常会发现一些缺胳膊少腿或浑身溃烂的畸形儿，还有很多弱智儿童。这些人就是“橙剂”的直接受害者。据统计，越战中曾在南方服役的人，其孩子出生缺陷率高达30%。而且，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此外，焚烧法的巨额耗资和对资源的浪费就更不适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设一座大中型焚烧炉动辄要10亿元人民币，建成投产后的环保处理成本大约需300元/吨，目前国内一些城市那种几十元焚烧处置一吨生活垃圾的操作方法，是否真是按环保程序处理其本身是值得怀疑的。环保的焚烧处理方法一般城市是难以承受的。其运行中需要频繁更换过滤吸附材料，也花费大量开支，往往会造成操作随意简化的漏洞。垃圾焚烧炉距离居民点到底多远，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我们国家迟迟定不下来，原来最初我们定的是1000米，一千米以内不许有住户。后来有些地方管理部门有目的修改了标准，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减少了200米，后来又缩到700米，最终也就是700米，不敢再减了因为700米以内谁都没有把握，现在用物理模型算出焚烧炉有多少排放量，有多大的空间，有不少文献报道这种计算有误，说二恶英产生的影响、破坏程度比我们计算的数值要大的多。另外一个方面，最让人难办的是二恶英这个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级致癌物，最讨厌的就是它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如果到了人体以内就积累，它很容易进入脂肪，你的标准再低，它最后还是致癌的。要慎重。300米00、600米是很冒险的，事实日本1.2公里以内的癌症相当于外边的两倍，这也是值得参考的。也有部分城市明确表态不采用垃圾焚烧方法处理垃圾。目前，垃圾焚烧已经引起了群体事件和大量上访和诉讼。如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引发的群体抗议、江苏吴江垃圾发电厂门口的静默抗议、北京董村垃圾焚烧厂抗议事件等。对垃圾焚烧发电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应持以最大限度的审慎。这种最大限度的审慎，应体现为至少如下四条基本原则：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就是社会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不论公众的分类冲动多么强烈，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就绝无落地的可能。 巨大的环境风险注定，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去主导，后果极其严重。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就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惟有财政全额保障，不计成本，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 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垃圾焚烧发电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综合利用处理是今后垃圾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