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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于中美钢琴文化之间 　　王天舒博士曾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附中、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后赴美深造，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俄亥俄首府大学钢琴系主任、终身教授并兼任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特聘教授。另外，作为有着“施坦威艺术家”光环的演奏家，她的足迹遍布美~洲、亚洲、欧洲的几十座城市，并发行过室内乐和独奏专辑。笔者认为，她在中美两国的学习、演奏和教学经历，使得她更加容易将东西方音乐文化融会贯通；在她的钢琴事业中，既有中国传统，又有西方理念。所以笔者希望借此采访机会，为读者带来一些王教授“中西合璧”的钢琴教学经验、中美钢琴教育体系的对比，以及她限中可以令我们“师之长技”的一些西方先进教育思想。 　　采访地点是在俄州首府大学王博士的钢琴工作室里――那里摆放着两架三角钢琴，书架上摆满了音乐书籍和钢琴文献。王博士给笔者的印象是：亲切、低调，一位淑气内盈、淡雅外娆的女学者。(但在音乐会上听过她演奏的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才发现她在舞台上是与台下截然不同的一个人――她的演奏爆发力十足，震撼全场，绝对是一位对音乐充满炽热情怀的钢琴家。)在简短地感谢了她为采访所作的准备后，我们开始了谈话。 　　叶柳(以下简称叶)：请您先介绍一下在中国的钢琴学习经历。 　　王天舒(以下简称王)：我的父亲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他是一位小提琴教授，我还跟他学过一阵子小提琴。但小时候我非常淘气，根本不把父亲当老师，还经常顶撞他。后来我和父亲“谈判”：小提琴站着拉太累，让我学钢琴吧，我保证努力。就这样，我被送到了父母亲的好朋友朱雅芬教授家里开始学习钢琴。后来进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跟随盛喜惠教授学琴，三年后又回到朱教授的班上。我记得跟朱教授上课时，她有一句让我受用一生的话：“小节线只是作曲家的一种记谱法，音乐其实是没有小节线的，乐句和气息要有足够的长度。”她严谨的态度和教学理念对我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她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卓越的写作文笔都令在附中上学的我十分仰慕。1987年，我考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先后跟随王羽、苏彬两位教授学习。 　　叶：您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考到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吗? 　　王：我毕业后是留校两年才出国的，那两年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工作是做声乐艺术指导，为声乐系的师生伴奏，当时我也是歌唱家黄英的伴奏。我们有着许多很愉快的合作经历，曾收到过来自中国台湾和欧洲的演出邀请。说到这里我想提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钢琴演奏者一定要擅长与别人合作，要重视伴奏的学习。而且与其他乐器合作也是非常有乐趣可寻的，我出生在小提琴世家，从小就为家人伴奏让我体会到很大的快乐。 　　叶：那么伴奏经验对您的钢琴事业，包括独奏和教学，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 　　王：伴奏的学习是对钢琴演奏者(我指独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首先，与别人合作会“强迫”你倾听钢琴之外的声音从而养成倾听的能力。弹钢琴的人会比较容易忽略“听”的问题，往往被乐器本身的功能“宠坏了”――看准了弹下去，音高就是准确的，不像小提琴，不昕就拉不成调。伴奏也可以让钢琴演奏者更加重视音乐中的句子和呼吸。声乐和管乐的演奏是一定要有呼吸的，弦乐也会受到弓长的限制而让演奏者考虑分句问题，而钢琴演奏中的“呼吸”却容易被忽略，可以一口气弹很长一段，这样就很难领悟到音乐、还原到本质上的特点――如歌地，超越一切乐器媒介的直接交流。另外，与别人合作会让你更加重视音乐的整体。钢琴家有一种“特权”：可以自己单独开一场音乐会弹上两个小时，别的乐器却不行，这是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长期单独的演奏容易使钢琴演奏者形成“自我”倾向，忽略音乐的整体形象和各个声部之间的“交流”。 　　我在亚利桑那大学也拿过室内乐的硕士学位，当时的导师，保拉?范(Paula Fan)博士曾是海菲兹(小提琴大师)伴奏的学生，她在上课之前先给了我一本《无愧的伴奏家》(GeraldMoore，Unashamed Accompanist，著于20世纪20年代)，在这本书中我看到几乎每一位声乐或器乐表演家都极其重视伴奏的选择，甚至声明如不是与某伴奏者合作就拒绝演出一一伴奏者真的是“勿需惭愧”。美国的音乐院校中，“钢琴伴奏”(Collaborative Piano)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他们对伴奏家的艺术修养，音乐造诣要求更高。因为独奏家在舞台上无论弹得如何都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但与别人合作就必须考虑到更多，比如音色要斟酌、呼吸要一致、音乐织体搭配要平衡。 　　在我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教学中，我感受到，一个人的“音响库”储存越丰富，独奏时就会越自如，而“音响库”的积累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别人的合作中得到的。通过合作，我们会更加了解从这个可以媲美“一百件乐器”的钢琴中可挖掘的不同音色，也会在乐句处理中引导你有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