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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埃里奥特和他的实践音乐教育观 　　 　　2008年11月24日，笔者应邀到美国纽约大学音乐教育系访问讲学。当天中午，在纽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John V. Gilbert 教授的安排下，笔者在纽约大学火炬俱乐部（NYU Torch Club）专门接待外宾的餐厅与戴维#8226;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教授进行了叙谈和共进午餐，一起参加会谈和共进午餐的除了Gilbert 教授和一同来访的福建师范大学陈雅先教授外，还有纽约大学柯达伊研究所主任Jerry Kerlin 博士，前纽约市公立学校音乐总监、纽约大学音乐教育系教授 Nancy Shankman，音乐教育系Cathy Benedict 教授，Ira Shankman 教授，翻译颜嘉男博士和陈蓉蓉硕士。 　　埃里奥特是一位开朗、和蔼的学者。一见面，埃里奥特就拿出一本他的著作《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送给我，一边题字，一边谦虚地说：“要是喜欢这本书的话，希望你不介意把它带回中国。”我知道，埃里奥特的这本书已由我国学者翻译，即将出版。我说：“我正要用这本书作为我们研究生的教材，中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对您提出的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思想很感兴趣，我们正在学习研究。”同时，我也送给埃里奥特我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我介绍说，这是一本对中国近100年学校音乐教育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研究的一本书。埃里奥特说要叫他的中国学生读给他听，表示出对这一著作的极大兴趣，以及迫切想了解中国音乐教育现状的心情。还问我：“您写这本书用了多少时间？”我说：“三年。”他说他写《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这本书花了五年时间。埃里奥特说他喜欢中国，特别是北京2008奥运会在美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希望有机会能够访问中国，并表示会参加201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谈话中，我们还交流了中美两国学校音乐教育及音乐教育哲学的有关问题。埃里奥特说：“美国学校很重视爵士乐的教学，中国学校音乐教学内容中有爵士乐吗？”我说：“在中国的中学音乐课本中有介绍爵士乐的内容，在有的大学的‘世界民族音乐’课程中也有介绍爵士乐。”接着我问埃里奥特：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爵士乐演奏？您参加的爵士乐表演活动是否对您后来提出的“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产生影响？埃里奥特回答说，我父亲是一名业余的爵士乐钢琴演奏家，我很小的时候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开始学习演奏爵士乐，我6岁时他就将我送到了一位在我们当地一所音乐学校任教的专业爵士钢琴老师那里学习爵士钢琴演奏，我15岁的时候开始专业学习爵士长号的演奏。我在多伦多大学里任教期间以及后来担任中学和大学老师期间，我一直在多伦多担任了很多年的专业爵士长号演员。1975年左右，我开始在中学教授管乐队、爵士乐队和作曲。这些丰富的体验使我在我们学校以及很多社团（包括我自己的专业舞蹈乐队）的音乐活动中承担了一种领导者的角色。1983年我遇到了 Doreen Rao博士，她是世界著名儿童合唱团的总监，我为她的儿童合唱团编写爵士乐风格的合唱曲。她是一位非常神奇的老师，我通过观察她和她同事们的教学工作，学习到了很多有关音乐教育的知识。我研究他们的教学方法。你可以看到Doreen Rao的合唱音乐系列――“合唱团的音乐体验”是这个系列的名字，是由BOOSEY 和HAWKES出版的。我刚为她的系列完成了一个新的四乐章爵士乐组曲。我已经为她的系列改编或是创作了共24首作品，也因此，我获得了作为编曲和作曲家的荣誉。以上这些经历以及其它很多东西都对我提出“实践哲学”这一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其实从很早以前，从我的教学和音乐演奏经验中，以及从我开始阅读哲学、心理学、民族音乐学，以及其它的理论知识的时候，我就有了提出这一理论的想法。因此，这一理论的提出，其实践基础来源于我所从事的音乐演奏及教学工作，而其理论基础则来源于我对音乐及音乐教育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午餐后，埃里奥特抱歉地对我说今天下午不能来参加我的学术报告会，因为他的手指头感染了，下午与医生约好了要到医院看病。第二天还给我来了电子邮件，说医生给了他好消息，说他的手指没问题了，请我们放心。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学者，他提出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教育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戴维#8226;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家，作曲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音乐学士学位、音乐硕士学位以及音乐教育学士学位后，于1983年获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多伦多大学任教25年后，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