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麦客闯关中.docVIP

北山麦客闯关中 　　地处甘肃庆阳地区东南部的宁县、正宁两县，与陕西咸阳地区接壤，如果走小路，距西安不过300余里，可谓近邻。庆阳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北高南低，呈斜坡状，高出秦川几百米，犹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雄踞陕西关中以北，故关中秦人将其称为北山。而北山的陇人，也基于两地之间的地势落差，习惯于把关中称为“底下”或“陕西滩”。北山与陕西滩地缘相邻，经济、文化、劳务、商品交流自然十分频繁，以至于老一代庆阳南部好多乡民，不知自己省城在兰州，却把西安叫“省里”。由于此，庆阳地区就形成了脍炙人口的“北山麦客闯关中”现象。 　　 　　关中地区节气早，夏收季节一到，庆阳东南部农民就到陕西“赶场”当“麦客”（ 庆阳人对到陕西割麦及割麦者的俗称）。在赶场非常盛行的解放前及解放后的50年代，北山主要是宁县、正宁一带农民去“底下”赶场， 是当年主要的劳务输出形式，是先人传承下来的老传统、老习惯。按照当时庆阳东南部人口数量，及麦客的比例粗略估算，每年去陕西赶场的麦客大概有数千人之多。直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赶场当麦客才逐渐式微，只有个别生产队，每年还会组织一批强壮劳动力，赴陕西赶场搞副业。现在，传统意义上的麦客几乎绝迹，个别不能出远门打工的男人，在周边村子或十几里范围之内，被雇为别人割麦。 　　 　　 麦客的赶场，充满了艰辛、劳累和期盼。当北山塬上的小麦还在扬花灌浆的时候，陕西滩里已是遍地金黄，小麦进入收割期。有道是“龙口夺食”抢黄天， 关中人手不足，北山人正好打这个时间差，利用家乡小麦还有将近一月才收割的农闲时间，到关中赶场， 挣点工钱，补贴家用。每当农历四月中下旬，北山的一部分农民，或邻里结伴，或父子相随，背上镰刀、干粮，别离妻儿老小，走长武，下彬县，翻永寿，入乾县，进礼泉，再到武功和兴平，关中道上，麦客如流，蔚为大观。他们头顶骄阳，足履黄土，风尘仆仆，一路颠沛。渴了，讨点凉水；饿了，啃口干馍；困了，坐在路边喘息片刻。假如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东家或到达目的地，就在人家的草垛底下或者场院里将就一宿。第二天鸡叫三遍时，起来抖一抖沾在衣服上的柴草与灰土，又急急忙忙去赶路。 　　也许是身处“帝王之地”的秦人惯有的文化、地域、心理上的优越感，或者不乏戏谑、调侃和耍笑的成分，陕西关中人给来自庆阳的麦客送了一个颇为不雅的“雅号”，叫“北山狼”。好在庆阳麦客长期浸润着粗犷、雄浑、大气的陇东黄土高原的地脉之气，深受古老农耕文明的文化习染，形成包容大度、朴实平和、内敛沉稳的民风与性格，又出门在外，人地生疏，所以对此称谓并不十分在意，甚至以此自嘲、自侃，敢于在关中人面前理直气壮地拍着胸脯高声自我推销：“谁家雇麦客？北山狼来了！” 　　 　　关中人作为东家，虽然在称谓上多少显示出一些对庆阳麦客的不敬，但在工价、生活待遇和态度上，应该说是公平、大方和尊重的。只要你干活不惜力，手艺好，主人是不会亏待的。陕西人豪放，吃饭用“老碗”（大碗），馍馍比碗大，锅盔（大饼）像锅盖，面条像裤带，不怕吃不饱，只怕肚子小。而北山麦客朴实、善良、忠厚，干活就像给自家干一样，从不偷懒耍滑。因此，在赶场的短暂交往中，雇主与麦客之间，不乏结下交情者，有些主人家，在麦客干完活结账走人时仍恋恋不舍，以酒食饯行，并叮嘱麦客，来年再到他家赶场。而麦客中确有不少人是回头客，以后继续为老东家割麦子。 　　赶场的特殊劳动生活境遇，是一段高度浓缩的秦陇人际、文化、民俗、情感交融的生活舞台。麦客在赶场的日子里，不时会演绎出一番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的人间悲喜剧。在旧社会老一代赶场的麦客里，有些尚未婚配的小伙子，会遇上家境殷实的东家，因缺儿子支撑门庭和继承家业，当上了东家的上门女婿；也有北山的麦客，带回陕西女人成家立业的；当然也有有情分而无缘分的。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小说和电视剧《麦客》，虽然是艺术虚构，却真实地反映了陇东麦客这一特定群体的生活经历、情感纠葛和心路历程。 　　关中文化、民俗、生活习惯、语言、词汇等方面，与北山庆阳东南部是基本相同的，可以说大体属于同一地域文化圈，但在脾气、性格、表达方式及行为方式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关中人脾气火爆，话语冲撞，行事急躁。而北山麦客木讷、平稳、凉性子，人称“甘肃洋芋蛋”。由于这种文化性格上的差异，在割麦子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东家与麦客之间并无大碍、无伤感情的“文化冲突”。陕西人割麦子是站着弯腰割，割起来风风火火，叫“连腰掼”，麦茬留得高；北山麦客是蹲着割，叫“贴地皮”，麦茬低，割麦有条不紊。两相比较，前者速度快，后者质量高。有些东家却看不惯麦客的不紧不慢，不时予以急切的催促与呵斥，有些性格急躁的对年轻麦客甚至偶尔动一动拳脚：在麦客屁股上猛地踢上一脚。麦客了解关中人的性格和脾气，并不当真，也不辩解，回头嘿嘿一笑，照常我行我素。 　　 　　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