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与张大千.docVIP

常书鸿与张大千 　　 　　编者按：200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首任名誉院长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张大千来到敦煌 　　 　　 1941年5月，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怀着寻求中国绘画发展源流的心愿，从成都出发，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障碍，来到他渴慕已久的敦煌。到达莫高窟的当天夜里，张大千不顾旅途疲劳，就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参观。莫高窟的万堵丹青、千尊彩塑，顿时使张大千惊讶万分，欣喜若狂。他曾在其《临抚敦煌壁画画集序》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之壁画，简籍所不备，往哲所不闻，丹青千壁，遁光不曜，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奥府，绘事之神皋……” 　　面对如此辉煌壮丽的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和弘扬石窟文物艺术，张大千生出了宏愿：把敦煌的壁画临摹下来，传扬出去！随即，他在敦煌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编号、研究、考证和壁画临摹工作。而且，他还屡屡延长了自己在敦煌的时间计划，在敦煌呆了近三年之久！ 　　 张大千在敦煌时的种种艰辛和繁忙工作，不及备述。由此，敦煌艺术研究，乃至中国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工作，揭开了序幕！ 　　 　　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1年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中央监察委员兼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了老友张大千。 　　 当时，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的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他向于右任提出，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石窟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机构，把莫高窟等地的石窟文物管理起来，以便于保护、整理、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 　　 于右任非常赞同张大千的建议，答应尽快建立起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拟将这里建成一个“敦煌艺术学院”，寓管理、保护、研究、教学等于一体，并由张大千任院长。 　　 1941年12月14日，于右任回到重庆，当天即向国民政府呈交了一份正式提案，要求尽快建立敦煌艺术学院，妥善保管、研究、发扬敦煌文物艺术。 　　 根据于右任的议案，1943年1月18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隶属教育部，并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请高一涵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另聘张维、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七人为筹委会委员。 　　 不久，教育部又正式行文公告：聘请高一涵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委员，常书鸿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筹委会秘书兼委员，又聘张维、张大千、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等五人为筹委会委员。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筹委会班子的进一步完善，表明当时我国已将敦煌文物艺术的保护与研究纳入了国家的正式计划。 　　 　　常书鸿来到敦煌 　　 　　 1943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著名画家、被委任为敦煌艺研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将妻儿留在重庆，单枪匹马踏上了奔赴敦煌的征程。 　　 常书鸿到兰州以后，敦煌艺研所筹委会曾开了一次会，商讨艺研所今后的工作。会上有人提出要把艺研所设在兰州，遭到了常书鸿的坚决反对。后来，常书鸿将艺研所设在敦煌的意见尽管得到了于右任等人的支持，但赴敦煌的人员和物资，却没有着落。常书鸿对此焦虑不堪，又东奔西跑，东拼西凑，才将赴敦煌的班子初步集齐，于1943年2月20日清晨离开了兰州。常书鸿一行人连乘汽车带骑骆驼，于3月24日抵达敦煌莫高窟。 　　 当时正在莫高窟全力工作的张大千，闻知常已到敦煌后，非常高兴。因怕常书鸿不识路，连忙派儿子张心智和侄儿张心德，骑马驰往途中迎接。常书鸿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热情相迎，并亲自下厨炒菜，设宴为常接风，常书鸿吃到了自离开兰州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饭后，张大千还把常书鸿等人亲自送到了莫高窟中寺安宿――这是张大千预先安排好的。常书鸿对此感激不尽。 　　 从此，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址，就设在了莫高窟的中寺（又名皇庆寺）。 　　 常书鸿到莫高窟后，立即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调查和考察中。尽管当时张大千很忙，人手很紧，但他为了使常书鸿能够尽快熟悉情况，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学生萧建初陪常书鸿去莫高窟的各个洞窟参观，并作仔细的讲解和介绍，直到把莫高窟全部看完为止。张大千自己也常抽出时间，亲自陪常书鸿考察各个重点洞窟，向他介绍窟中壁画和雕塑的内容、历史和特点等等。这一切对常书鸿迅速熟悉、掌握莫高窟的历史和现状帮助极大。 　　 常书鸿来到莫高窟时，正是张大千临摹工作的收尾阶段。平时工作非常忙，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