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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21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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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民居建筑的文化意蕴
以“银苍玉洱”为中心的大理地区,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多种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下,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属于大理白族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它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由粗放到精细,由物质形态到意识形态,经过一代一代地积累至今,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从遗留到今天的丰富的建筑遗产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大理人善于利用自然,对自然环境的遵从和认同;同时也领悟到白族人对时代的顺应,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尽管一度被称为“白族民居”的大理传统民居建筑,今天已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熟悉和研究,但大多只限于对闻名遐迩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表象认识,少有从民居建筑的发展演化,内在的自然因素及文化?群?以及与各时期相对应的审美意识的探讨。
原始的韵律
古代管子在《乘马》中说道“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是管子的城建思想,然而又有普遍意义。或旱、或涝,对于村落、集镇城市等人居环境都是有害无利的。所以管仲告诫人们,要选择“大山之下”,“广川之上”的地方去营建,否则,或是“水用”不足,或是“沟防”不省。从这可以看出,在生产力水平极低下的条件下为满足生活需求所从事的建筑活动,人们只能依赖于自然环境,而且对居住环境选择时,只追求功利、实用;至于审美意识还处于一种朦胧的潜伏状态。据记载:“苍山坡上,凡经古人居住之地,必有阶梯式平台,台之边周,自数里以外或高山顶遥望之,极为清楚,至近处反不易识别……。”①这种以天然坑壁为墙,以坑为居室,上搭一简陋草棚以避风雨的半穴居,是大理古代先民为满足自身生活需求所萌发的建筑营造活动。
商代,大理地区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但仍属于原始社会建筑文化时期。这个时期的剑川海门口遗址(距今约三千二百多年)发现有大量竖立的木桩,“很明显是干栏式建筑的底架”。②文字记载也证实了干栏式建筑的存在“山有毒草及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③从考古发掘中还证明了一点,这种“干栏”式房屋已采用榫铆联接组合,这无疑是建筑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一大进步。
战国时期,大理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建筑技术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从发掘出土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具(整具铜棺长达两米,由七块铜板组成,外形颇似一座“井干”式的房屋)、随葬品(随葬了两座“井干”式的青铜房屋模型和纺织工具,兵器、生活用具等),从侧面可以看出当时农牧业都比较发达,冶金技术也有很大提高,人们已定居下来生活,巨木叠组的木椁实际上就是一种“井干”式的房屋建筑模型,这种建筑一直沿续至今,它以“井干”式的结构为墙体,木厦片作坡屋面,独具一格。现洱源西山等很多白族聚居区都还留存有这类建筑,当地称为“垛木房”。
“土库房”(当地的习惯叫法)是一种独立式外向型适合农耕生活的民居,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大理自然的石环境和人们对“石”的崇拜分不开的。
由于地质特点的因素,从苍山到洱海之间形成好多河流,有苍山十八溪之说,随着年复一年山洪奔流的冲刷,在这些河流中便产生了大量的卵石。加之在苍洱之间这片缓坡地域上,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为人们的生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由高山逐步迁移平地的过程中,一部分便在这里聚居,就地取材,建筑生活所需住屋,从事耕种。如文献记载:“太和城北去阳苴咩城十五里。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云南志》)④这些史料记载说明早期民居房屋,城池街巷在构筑建造方面都采用了大量的石材。
从上面所述的三种民居:即干栏式、井干式和土库房,可以明显看出,世界上没有另一种艺术,能像建筑这样能如此彻底地与大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于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其所依赖的“庇护所”也就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环境中,离开了一定的自然环境的建筑是不存在的,建筑物一旦建立,便成为改变所处环境的一个积极而有力的因素,同时,一定的自然环境反过来也不同程度地制约影响着建筑的风貌,“建筑物总构成了它所在环境的重要面貌特征。”这三种民居虽然不在同地,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无论在材料的运用和建筑构造方面,都贴切地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气候特点及生活习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来服务于自己。虽然这些取之自然的民居建筑,看来似乎是一些简单的“庇护所”。然而正是这种原始的、深厚的、朦胧的伟力,显示出大理白族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方面的智慧和创造,传递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大理白族民居建筑。
由此可见,早期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开拓,乃经历了一个“地下→地上”,“空中→地上”的演化过程。可以设想,当原始人类第一次面对茅棚式的小屋,在那草木榛莽、荆棘丛生的荒原上突兀而起的时侯,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喜悦!这种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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