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坊与宗教文献的流刊——兼论玛瑙经房、慧空经房(《杭师大学报》).docxVIP

经坊与宗教文献的流刊——兼论玛瑙经房、慧空经房刘正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摘要】经坊以刻印和流通宗教文献为主业，出现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明清的南京、苏州和杭州地区，经坊成为宗教文献刊印的主渠道，其中杭州玛瑙经房、慧空经房和苏州玛瑙经房等刊印流通了大量佛教、民间宗教文献，流通范围遍及全国，对推动宗教的发展和文献传播有关键作用。从印刷史和文献传播史角度考察，经坊足以自成体系，其出现和消亡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书坊的延续时间，故当专题研究。【关键词】经坊 宗教文献 玛瑙经房 慧空经房经坊，也作经房、经铺，在印刷史上属于书坊的一种，专门从事宗教文献及其相关典籍的写刻、印行、流通。经坊自唐代出现，兴盛于明清时期，在现代印刷技术兴起后依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在存世宗教文献的牌记里有大量的关于“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杭州玛瑙寺明台经房”、“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姑苏陈子衡经坊”等名目。在中国宗教文献史上，经坊对佛道文献、民间宝卷的收集、写刻、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关注。从雕版印刷史的角度考察，书坊出于盈利目的而形成，需要雕版印刷技术相当成熟且普遍应用的先决条件，但经坊的产生则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前。研究表明，经坊出现在唐代，有明确史料记载和实物留存的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在该地区出现的抄经坊。唐代的经房一般是官办机构，主要以抄经为主业，由书手、装潢手、校对、详阅、主管、监造等数十人组成，专业抄写佛经，这些人被通称为“经生”。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对唐代佛经的传播尚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写经和刻印佛经的情况并存，我们既能看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刊本《金刚经》，甚至唐玄宗时期刻经，也能看到大量的敦煌佛经写卷，还有那位著名的吴彩鸾写经和抄写韵书的种种记载。唐代民间以写经谋生的“经生”普遍存在，开铺写经的经铺也较普遍。唐玄宗就曾颁布《禁坊市铸佛写经诏》，其中提到“经铺”: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狎之心斯起。……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并准此。这则诏令颁布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可见唐代长安城坊巷之内确存在依托经铺写经谋生者。诏令禁止统治区域内的民间存在“铸佛写经”的现象，将其限定在寺院，并指定由僧人负责写经。这一禁令抑制了民间经坊的发展，表明唐代尚不具备民办经坊出现的政策环境，这也是直至北宋时期书坊、经坊发展规模较小的直接原因。但这则诏令将写经，特别是佛经提供者限定在寺院，则对后世经坊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规范效应比较明显，大大提高了佛教经典传播的权威性。宋太祖开宝年间，敕令雕造大藏经，即我国出版史和大藏经史上著名的《开宝藏》。《开宝藏》的经版雕刻于益州，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敕令将汴京的译经院改为传法院，又在传法院西偏建造了印经院，入藏《开宝藏》经版，开始印经活动。“传法院”和“印经院”的机构设置变革，以及《开宝藏》的雕印，表明中国佛教文献由输入传播模式转变为印造输出传播模式，自此开始，大藏经陆续输出传播到日、韩等国。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印经院藏《开宝藏》经版赐予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开始由寺院管理。管理模式的转变，开创了寺院组织刊版大藏经的局面，如宋神宗元丰三年（1070）至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由福州东禅院雕印的《崇宁藏》，这部经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私版大藏经。《崇宁藏》的监雕组织机构被称为“东禅经院”，其性质不同于印造《开宝藏》的官方机构印经院，实质就是由寺院组织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坊。其后，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由福州开元寺雕造了《毗卢藏》，设立了“开元经局”这样的经坊组织机构。南宋雕造的《思溪藏》、《碛砂藏》，也分别由湖州圆觉禅院（后升格为资福寺）和平江府陈湖（苏州）碛砂延圣院主持并组织。此外还有北宋徽宗政和年间雕造的《政和万寿道藏》，则由福州闽县报恩光孝观镂版。自《开宝藏》以后，大型佛藏、道藏的雕印转为寺、观董理其事，雕印组织机构由官方转为寺院。同时寺院也担负起了零本佛经的刊印，如北宋淳化、咸平年间（990-1003）杭州龙兴寺刻《华严经》、景祐年间（1034-1038）大中祥符寺刻《大般涅槃经》、政和六年（1116）法昌院刻《佛说观世音经》等。明代经坊最发达的地区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印经铺，如宣德年间的聚宝门姜家来宾楼、万历年间的不法印经铺等，这是典型的经坊。杭州一地，有分布在市井里巷的著名经坊如众安桥杨家经坊。除过零星的佛经刊行，杨家经坊这也会接受寺院或者政府的委托，进行佛经的刻印，现存《碛砂藏》中就有杨家经坊本。最令人瞩目的是玛瑙经房和昭庆寺经房。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