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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财政：成熟公共财政与转型期财政的比较分析 表现出的基本特征 差异 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决定了转型期中国政府财政活动逐渐地转向服务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因此在效率、公平和经济稳定上有着共同的任务。但是，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经济的双重背景也决定了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有着很大的差异，决定了中西财政之间的区别是成熟的公共财政与转型期财政的差异。 一、公平任务的异同 一般认为，市场机制本身不能很好实现社会公平目标，越是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越是会维持初始的收入分配状况。市场经济下，公平问题天然地要由政府负责，这是中西财政面临的共同任务。但中国财政与西方财政所要实现的公平目标，会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发生较大的不同。 （一）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面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较为严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会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在现代化社会里，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个人享有较大的经济决策权，对社会秩序普遍持有一种满意态度，这些都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 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和不利于稳定的因素是并存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可能因此而诱发。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第一，现代化进程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中的信息闭塞状态推向信息畅通状态，即使是身处穷乡僻壤的人，也能了解大千世界里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人们就有向往更好生活的期望。当这个期望不能得到满足，或只能部分满足时，人们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第二，现代化进程会引起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任何一个阶层、集团甚至个人，不管其利益是真正遭受了损失，还是自以为遭受了损失，都会产生不满情绪。第三，期望值的增加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还包括质量上的提高。高层次的期望值不能得到满足，也会出现不满情绪。 这些不满情绪是传统社会原先所没有的，也是现代化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英法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内乱和战争，花了数百年时间，才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再如日本，为了推动现代化进程，取得因此蒙受损失的农民的支持，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给农民较高的补贴。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了减少这些不满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政府必须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会增加相应的财政支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伴随着对社会稳定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改革初期，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现代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原先城市里靠国有企业保证的就业制度难以维继，由此带来下岗失业问题；再加上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及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寻租”等问题，都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些不稳定因素需要在财政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不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严重的平均主义。据估计，衡量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只有０．１６左右；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略高，也仅为０．２２；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约为０．３。改革以来，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７８年０．２１２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０．３４０，上升了６０％左右；城镇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１６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０．２８，上升了７５％左右；全国的基尼系数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３８２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０．４５２。 居民收入扩大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有经济改革和政府政策的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非国有经济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过程。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工资差距比国有部门大，非农产业的发展会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农民收入的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导致财产累积的差异，财产累积的差异又加剧了收入的差距。 经济改革之后，企业工人收入，特别是工资外收入开始拉大，而当国有企业改革导致部分工人下岗失业，则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影响了农村的收入分配状况。工资体制的改革，使得教育收益率在收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增强，加大了不同行业，甚至是同一地区不同企业（单位）的收入差距。 政府政策也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影响。政府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影响了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乡不公平的税费政策使得农民的负担远远超过城市居民。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收入差距形成的直接原因既包括正常收入方面的原因，也包括非法非正常收入方面的原因。非法非正常收入没有统一的说法，本书选择的定义是指，在目前的法律规定条件下不合法的收入，如逃税、走私、诈骗等；或貌似合法但有悖于公平原则或道德规范的非正常收入，如公费旅游、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等，它们是社会总收入中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据统计，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