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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评估标准 　　摘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倡导“本真性”原则，许多专家学者对这一概念内涵从学理角度都进行过梳理和阐释，然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一直缺乏有效的评估标准。这种缺失源于从文化变异的程度来确认其是否具有“本真性”，而忽略了作为文化承担者和传承者的民族成员本身。在此，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从文化认同功能的角度阐述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普遍认同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评估的首要标准。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伊玛堪 　　中图分类号：C9134.25；G1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是一个近几年在学界迅速蔓延的明星概念。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推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国内便激发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极大热情，政府也开始把这项工作当作公共文化事业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促进文化创新，实现民族认同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 　　不同于具有固定形态的建筑、器物、经籍等物质文化样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世代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形式的传承中，既保持着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又呈现出活态的流动性和变异性。中国许多民俗学者都曾经论述过其这一特质，并基于此提出“活态”保护、“整体”保护、“本真性”保护等原则，以便使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可以生存，又能够发展，最终不会丧失其质的规定性。 　　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保护本真的、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种是在现代化前进路径中“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完成现代转化。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功利的追逐已经超出了对意义的追求，在上述两种论调中，后者往往占据支配地位。更有甚者，短视地将能够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助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追逐功利的手段，使保护工作无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与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悖论问题逐渐彰显。当作为传统社会中地方性知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代化的全民族的公共文化体系时，语境的转换必然打破原有的传承节奏和轨迹，引起文化表现形式的变更，失去“本真性”。如何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中国学者们反复论证的课题。而长期以来对于“本真性”标准和程度界定的模糊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变异性发生的有效幅度，成为确立保护工作步骤和评判保护工作成效的障碍。也就是说，只有确定“本真性”的概念自身的衡量标准，才能确认“非遗”项目的利用和开发可以多大幅度内使其变异和流动而不失“本真性”。“本真性”既是“非遗”保护工作追逐的目标，也是评价的标准。然而，在纷杂的“非遗”对象面前，这个抽象的概念如何去界定和使用，本文拟就一个具体项目的保护进程和现状分析提出一些思考。 　　 　　二、“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评估标准 　　 　　“本真性”(Aufhenticit)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希腊语的“authentes”，意为“权威者”或“某人亲手制作”。20世纪60年代文化工业兴起，机械复制时代来临，一系列现代性的光晕遮蔽了艺术作品的“本真性”，也激起了人们对于“本真性”的渴求和追寻。来自民间的、传统的文化事象被认为是“本真性”的代表，从而整合了不同领域中的相关事象之后确立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的合法地位。“本真性”由此进入了文化研究领域，成为建构民俗学的基本要素。 　　目前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本真性”诉求越来越成为主流话语。那么，什么是“本真性”呢?著名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在界定“非遗”保护中的“本真性”时说： 　　“我这里所说的‘本真性’，是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是衡量一种事物不是他种事物或者没有蜕变、转化为他种事物的一种规定性尺度。”。嘲刘魁立先生的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明确了“本真性”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对民族文化本体的重要性。 　　“本真性”成为民俗学及其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标尺。在流动发展的现代化潮流中，关于达到“本真性”评估标准的论证一直付诸阙如。正如德国民俗学家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所说：“欧美民俗研究伊始之时，便受到渴求‘本真性’之强烈影响。坦率而言‘本真性’一词，隐含着对真实性的探求，因为这种探求具有多义性和不易把握的本质，学界和社会均难以达成共识。” 　　我们习惯将量变引起质变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逻辑起点，秉持“本真性”的原则，在探讨“非遗”项目保护工作时反复强调而不越雷池一步，生怕文化变形的幅度过大，就引出了“变质”的恶果。多少的“量变”是一个合适的尺度，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