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docVIP

侨乡研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解读 　　在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中，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基本的出发点和主要的关注点。在考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时，侨乡是考察和理解华侨、华人“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参照坐标。这不仅因为侨乡是华侨、华人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是海外移民影响祖籍地社会、文化的“独特风景线”，还因为侨乡研究是透视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实证性研究。虽然海外移民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侨乡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移民的产物。 　　 　　一、侨乡的“特殊”意义：正、反两方面的解读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属于移民与移出地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移民对移出地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移出地的情况对移民的迁出与回流、二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移民认同的倾向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华侨、华人在移居地所面临的种种情况对于侨乡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移民的心理、移民网络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侨乡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是在国门开合之际才凸现的。清政府时期，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所谓传统侨乡的概念才日渐明朗定型；新中国在被孤立和封锁之际，才出现了以侨汇的多寡而区分的重点侨乡与非重点侨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侨乡的作用才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四个经济特区全部位于粤、闽侨乡。 　　中国学者多从积极的方面来研究侨乡的意义，主要探讨华侨、华人对侨乡的侨汇、投资和捐赠，对侨乡乡镇(民营)企业、文化教育、公用设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促进等，基本的看法是：“各地侨乡充分利用政策搞活经济，充分发挥侨乡优势，积极争取海外和港澳乡亲的支持，大力发展工贸，以工带农，各行业全面发展，使侨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呈现一派生机勃勃、兴旺发展的景象”；“中国侨乡经济奇迹的意义远超过自身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中国侨乡以其海外移民为桥梁，发展外向型商贸网络，在资本结构和产业导向方面注重市场化和国际化，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起了示范和导向作用”；“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侨乡成为牵引福建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主要得益于侨乡与海外同胞的经济联系，侨汇、捐赠与三资企业正是这种联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的资金、技术、经验以及大量的捐赠是侨乡社会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等等。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两大侨乡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吸引外资的排名中一度分列第一、第二位，以及华侨、华人投资(以下简称“华资”)约占外资2／3这一情形，甚至引发了关于华侨、华人投资于中国大陆是利益驱动还是情感驱动之争。 　　在侨乡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对于侨乡负面情况的探讨，特别是以非侨乡的发展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富有启发和令人深思的。早在10年前，曾在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任职的吴藜女士在深入走访温州侨乡后，专门撰文对此予以了一定的披露。她所写的《温州地区侨乡与非侨乡妇女的经济活动――个案比较》一文认为：“在这一模式(指温州模式)影响下的非侨乡地区，社会生产和实际收入都已高于侨乡”；“温州地区侨乡与非侨乡的差距产生了一系列新现象，正在否定着我们对侨乡的某些传统的看法”。但该文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仅有黄岑在《侨乡纽带与中国经济现代化》一文中引述了其观点。数年后，以研究“浙江村”和温州移民而知名的王春光博士也指出，虽然温州一些侨乡的侨汇年收入相当于当地一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侨乡经济的不发达。而且他认为：“温州的侨乡，根本没有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那里的繁荣和发展仅仅体现在一栋栋新房子上，这些新房子正是靠到国外的人赚来的钱建起来的。”但就是这些新房子也不无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当地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有不少房子特别是一些洋楼别墅式的“豪宅”，实际上是“空巢”或只有老幼居住。 　　除上述两位学者外，国内其他研究侨乡的学者对于“空巢豪宅”现象、由侨汇引发的侨乡高消费和一定程度上对侨汇仍然存在的依赖、非法移民、一些侨乡市政公共设施的相对落后、假合资企业，乃至借捐赠之名逃漏关税等，虽有所涉及，但多半是一笔带过而很少展开探讨或专门研究，或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势(如政策倾斜)与侨乡特有的优势混为一谈，将侨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炫耀性消费、享乐主义、权力制约、产业升级困难、环境污染等)也误认为是侨乡所特有的。 　　对侨乡与非侨乡的比较研究和对侨乡负面情况关注的缺失，不仅使现有的一些对侨乡的研究缺乏深度，一些观点、看法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还使一些从地方经济发展和侨务工作本位出发、意在“招商引资”和为了突出侨乡改革开放成就的正面宣传，成为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利用移民问题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一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还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