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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原则入宪和中国政治发展 　　摘要：四项基本原则入宪使之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其最高效力也及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遵守宪法的有关规定。四项基本原则通过宪法的规范性特点，保证了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和方向。中国政治发展有着两大主题词，“积极稳妥”和“绝不照搬”，而这两大关键词都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也分别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目前，四项基本原则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将着眼点从维护安定团结，向既维护安定团结、又促进人民民主权利的方向发展，以新的内涵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键词：四项基本原则；宪法规范；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3－0149－06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政治原则，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指导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性质和方向。本文拟以四项基本原则在1982年入宪的背景和原因为切入点，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状况和前景进行评估。 　　 　　一、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的背景 　　 　　尽管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但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成套设备”提出，而且将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明确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贡献是有原创意义的。对于邓小平提出(或者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背景，理论界往往从“防右”的角度进行总结，但是，如果结合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形势可以发现，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的背景不仅在于“防右”，而且也在于“防‘左’”。无论是“防右”，还是“防‘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目的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安定团结、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 　　 　　(一)“防‘左”’：通过四项基本原则，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完成“拨乱反正”，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基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又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并借此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理论和路线，对“拨乱反正”的正常开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当时的中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有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部归咎于毛，二是继续“神化”毛泽东同志，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两种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在本质上是中国未来两种发展方向的较量。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邓小平的态度是务实的：他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从而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向党内外、国内外表明了不搞“非毛化”的立场，又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反思，顺利地解决了“拨乱反正”中的障碍。 　　通过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从而维护了毛泽东这面旗帜，避免了党和国家因对毛泽东的评价而可能产生的分裂。对毛泽东的评价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整个这一段历史，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就失去了根基；作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中国党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干部也通不过”，而且“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因此，本着科学的态度，邓小平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仅不搞“非毛化”，而且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国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团结，也使得中国的未来发展仍然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合法性资源。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是“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从而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作了切割，确保了“拨乱反正”的顺利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同志的全面肯定。1977年4月，邓小平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批评了一些人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做法。同年7月，邓小平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