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苦难意识”下第六代导演的美学风格.docVIP

谈“苦难意识”下第六代导演的美学风格 　　[摘要]在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六代导演是一个重要的群体。面对创作意图受挫的政治背景、小成本投资面临的市场冷遇以及自身个性表达的有意夸张等共同因素,第六代导演在反映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文化选题时,却表现出了某种隐秘的一致性――苦涩的青春。本文从美学艺术视角和现实历史维度出发,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第六代导演的美学思想及其背后的文化蕴涵,总结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美学风格――强化的“苦难意识”。 　　[关键词]第六代导演 ;美学风格; 苦难意识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94-02 　　 　　“第六代”作为一个代群,它的命名先于它的电影创作实践,可以说是在多种目光、多种期待交织之下诞生的产物;同时,它也不是对一种统一的美学风格和统一的艺术理念的归纳,因为被命名为“第六代”的导演并不具有明显统一的艺术风格。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因为第六代导演具有一些在共同历史时期下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一些线索探寻不同导演的共同之处。 　　第六代电影被称之为“地下电影”或“先锋电影”,直接涉及的政治因素非常微弱。其内容通常被概括为“青春残酷写作”,其先锋性与西方的“政治先锋电影”相去甚远,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并没有直接的、正面的抗击,以对个体经验的着力书写,暗暗隐含着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疏离与漠视。 　　 　　一、模糊的文革记忆 　　 　　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第六代导演,缺乏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对“文革”灾难的深刻感知,留在他们脑海里的“文革”苦难意识相对比较淡薄,“文革”在他们的脑海中是模糊的儿时记忆碎片,“文革”的影像在他们笔下便多了几分游戏的儿童心理。因此,第六代导演被评价为是“历史的缺席者”,甚至是自觉的缺席者和被放逐者。对文革苦难的书写与其说是不能,不如说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疏离,甚或一丝刻意的留恋之情。不多的几部叙说历史的电影,则是一种纯粹个人化了的叙说,是个人野史、心灵史性质的叙述。《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这类影片的典型之作。影片在对少年往事的回忆和叙述之中,以极为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对青春作了诗化的诉说,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依恋与怀念。对于那段历史,作者缺乏价值判断的兴趣,而是表现了对已逝青春记忆的飘忽、迷茫及充满不确定性的诗意。《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未表现出对历史苦难的申诉,却成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别样残酷青春”。正是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的这一代眼中的“文革”―“父辈精神”的彻底垮塌造成对旧有价值体系的重新审视,在无人约束的时代背景下也缺失了向兄姐学习的可能性,新的社会伦理无从建立,青春激情的宣泄有了欲望却没有实施的方式和可能,在时过境迁的追忆中,只能以某种理想化的方式诗意化和美化,才能完成他们当下的身份确认。这种诗意并非是对文革苦难的美化,而是无论任何时代都有的对青春的追忆。“阳光灿烂”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代人绝望心灵的可怕空白。主观上这种对青春的留恋无可厚非,但客观造成的效果是该作品触及了历史记忆中惨烈的创伤,而大多数观众难以接受对根深蒂固的历史评判的挑战。该片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也因此具有了较大的知名度。 　　 　　二、焦虑的摇滚时代 　　 　　比起文革的苦难而言,在第六代导演的集体记忆中,更有冲击力的应该是“文革”结束后社会转型带来的强烈的不适应和恐慌。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表现的首要特征就是一种焦虑,否定当下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无法提供新的价值信仰标准,人们在苦苦寻找、彷徨。在初期的《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长大成人》等影片中,第六代导演用摇滚这一烦躁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无方向的冲动。摇滚乐在这里恰逢其时地成为他们集体的宣泄工具。镜头对准社会上个性独立、自我意识极强的先锋艺术家、摇滚乐手,他们似乎没有远大理想,整日里为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劳累、奔波。他们游离于社会体制,按自己的无所谓的生活态度生活。当然有时,在他们冷漠的外表中也有着极度的内心焦虑,他们的焦虑是个体的、感性的,只属于自己。许多怀有艺术理想、漂泊于城市中的青年艺术家,始终很难进入城市的主流文化圈,一直在自己的理想中找寻机会,他们试图被主流采纳,但是现实又常常让他们失望。张扬拍摄于2001 年的《昨天》,描述了贾宏声在疯狂迷上摇滚乐的同时开始吸毒(先锋艺术家的标志性行为),莫名其妙地自闭、偏执,最后与父母重归于好,并成为正常人的浪子回头式的故事。导演通过摇滚所呼唤出来的精神,已经不再是青春的叛逆,而成了一种想象中的青春自恋式的抚慰。 　　 　　三、边缘的现实生活 　　 　　当创作者发现这种焦虑并不仅仅存在于自己生活圈子相近的所谓“文艺青年” ,而是广泛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