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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出好书 　　时间回到战火纷飞的1921年。是年7月，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宣传党的理论、宗旨，为了给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的普罗大众提供精神粮食，于9月1日成立了人民出版社，首任社长是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李达。人民出版社自成立后浮浮沉沉，于1950年12月1日重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创建的出版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国家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出版社。 　　 　　 　　为人民出好书 　　 　　为人民出好书，是人民出版社一贯秉持的宗旨，也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人民出版社写下金字招牌的背后期许。人民出版社黄书元社长说，“每位人民社的成员都深知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即：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典原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普及性读物；党史和党建论著；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文化、国际问题等学术著作，人物传记和哲学社会科学工具书等。除此之外，在当代，人民社还需时刻关注大众的阅读需求，出版叫好也叫座的读物。如《做最好的自己》、《党史商鉴》、《刘心武揭秘》、《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等，既保持人民社图书一贯的学术高度，又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可。” 　　问及如何平衡坚持出版严肃性政治读物和出版大众读物，黄书元社长停顿了一会儿，说，“这个问题如果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是平衡出版事业和出版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我们有两种策略。” 　　黄社长指出，首先要明确人民社和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出版方向。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时正式改为事业单位编制，由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管理。出版方向也明确为公益性出版，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大局服务。这样，人民社在选题策划、出版发行等方面就专心走公益性出版之路。如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人民社策划了40多种选题，其中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强国之路》重点书系的就有12种，入选百种重点选题的有6种。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天，人民社即组织编辑出版了《地震灾害自救互救防疫》，短短3天之内，印刷出版了首批2万册图书，在总署应急办的支持下，空运至灾区，免费发放到灾区人民手中。而人民社的副牌东方出版社，就走完全的市场化道路，致力于国内社科领域学术文化精品图书的开发，同时着力引进并出版国外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未来学、文化、国际关系、人物传记及大众出版类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图书。东方出版社没有人民社那么严肃，出版物显得稍微轻松、大众化、通俗化。 　　 　　第二种策略是从选题角度来考虑。黄社长认为，政治性、学术性读物，并不一定就是严肃的，更不是板着面孔让人读不懂的。那种深入浅出读来风趣实在的作品，最能拉近出版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人一见倾心，读完收益丰厚，这种作品肯定能做到畅销又长销。但目前严重匮乏这样的作品。黄社长惋惜地说，“国内的作者，特别是学院派作者，特别擅长把复杂的理论讲得更复杂，越复杂似乎水平越高。简单的陈述句，不绕个三五个弯他是不肯出来的。结果这样绕来绕去，自己糊涂了，读者也糊涂了，所有人都糊涂了。真正的高水准，是能够把复杂的讲得条理清晰，直白易懂。目前中国的出版界正缺乏这样的作品。但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想这不是凭出版界一己之力就能够力挽狂澜的。这需要教育界的熏陶，需要学术评价体制的务实，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走在数字化的前列 　　 　　去过人民出版社的人，都会大吃一惊。推开黄色的斑驳木门，迎面扑来50年代的味道。那被无数出版人的脚步磨光的水泥地面，背后钉着生产年号和社属资产编号的木头椅子，泛黄的老照片压在玻璃下，中午吃饭的搪瓷碗在架子上已度过了几十个年头……就是这样一个散发着传统、甚至守旧味道的出版社，却正进行着最与时俱进的浩大工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与传播工程。出好书，不是最终目的，帮助读者读好书、用好书，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才是最根本的目的。从这一理念出发，黄书元社长提出，把人民社80多年来出版的精品书、重点书、绝版书，用数字化的形式重新开发、重新包装，打造成开放的、公益的电子书平台，供大众免费使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与传播工程的思想来源。据黄社长介绍，这项工程十分浩大，依照急用先做的原则，在今年下半年将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著作文献数据库”，在人民出版网上线供公众使用。 　　“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现有资源转变为数字化，而是采用机器标引和人工标引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就突破了简单的语词检索，而拓展到语意检索，更利于用户检索和使用。举例来讲，假如用户想要在整个数据库中检索马克思论及法律的所有资料，一般的搜索引擎只能把马克思讲的话中明确提到‘法律’二字的部分检索出来。而实际上，很多段落，通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