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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聚焦 　　摄影师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只是去记录我看到的真实中国，希望这个社会能再多一些阳光…… 　　 　　我拿起相机是在1980年，真正步入纪实摄影的领域，则是1993年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之后。一晃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时值国家改革开放30年，想起来，我的镜头也跟随记录了这段历史的真实片段。 　　最早的时候，我在浙江老家做商业影楼摄影，平时拍一些艺术照片。那时我的摄影还没有明确的主题，随意性强。来北京学习后，我有意识地选择了纪实这条路。而我既然决心做纪实摄影，首先要挣到资金。经过几年努力，当我的口袋有了一些钱，勤俭一点能担负摄影花销的时候，我再次投入到纪实摄影创作。 　　我的第一个纪实主题――西部大淘金。 　　 　　这个主题源于我在1989年去西藏时的见闻。我曾读到一本关于西部淘金的书，讲述了西部淘金人的艰辛生活。在通往西藏的沿途，我又看到了许多淘金人。当时西部开发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当地的很多金矿都由“金老板”一手掌握，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在海拔5000米左右，他们雇用的农民吃住条件极差，辛苦的劳作也只能赚到很少的“填腹钱”，老板对农民健康毫不在意。拍摄之初，我曾经到西宁某报社了解情况，当地的记者和我说那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上万人的金矿，一个外地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很可能就被杀了、抢了，连他们也没有去过。但是我意识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东西。 “西部大淘金”，我记录下淘金人用血肉健康换来的生活，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被金矿的侵蚀和瓦解。摄影，这个看来只是摁快门的工作，让我有了更多对社会现实的感受。 　　拍完“淘金”这组照片回来，我开始和北京的摄影协会交流。当时的摄影人不大会跑危险的地方，基本在做一种“快乐摄影” “旅游摄影”。后来这些照片在《中国矿业报》《工人日报》等媒体发表，引起很大的反响，不少人很惊奇，居然有人深入那么危险的地方，带回来如此惊心、精彩的片子。 　　通过这组照片，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利用纪实摄影的手法，可以去拍很多中国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媒体都侧重拍一些有关中国的发展变化、欣欣向荣的题材。好的成绩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而社会上的某些问题却被忽视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思路，使得许多媒体就算知道当地存在的问题，也不方便报道出来。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我不必受某个单位的约束，可以相对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视角去观察、记录问题。我关注着管理层和大众媒体忽略的“边缘地带”、地方或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记录着中国的历史性变化。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选择了一条不大平常的路。从那以后，西部始终是我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 　　 　　很多人和我聊起来，问我是依据什么理念来拍摄。我是在遵照国家法律和每年“两会”的精神做事。我会研究“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其要旨精神作为我的工作指导。前段时间，国家将环保局提升为国家环境保护部，以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就和我始终聚焦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契合。同样，我的第二个纪实主题――吸毒问题，也是受到国家颁布的禁毒法令启发。20世纪90年代初，吸毒问题是个敏感话题。我发现云南省的瑞丽市吸毒问题很严重。瑞丽地处中缅边界，据说缅甸毒品80％都是通过云南边境进入中国，再转到其他地方的，吸毒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非常突出。我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拍摄地，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比较成功的第三组照片，是“小煤窑”。1992～1993年间，国家颁布政策，允许边远地区或者国营煤矿难以开采的地方，经批准可以进行小煤窑的开采，这本来是一个好的计划。但是事态的发展超出预料，国营煤矿被成千上万个“小煤窑”侵占，煤田挖得像老鼠洞，整体破坏相当严重，塌方事故也常有发生。而且国营煤矿开采需要支搭煤井架，成本高，“小煤窑”只需要下挖两三米，用骡子车就可以运出煤来，成本和售价都非常低，这导致了很多国营煤矿倒闭、工人下岗。 　　当时常见于报刊的是许多歌颂煤矿工人的照片――工人高兴地采运煤、和家人一起其乐融融，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小煤窑”问题的严重性。当我1995年去乌海市拍这个选题的时候，当地群众反响已经相当强烈：几千国营煤矿工人下岗，等待每个月几十元的政府救济费，生活困难，家庭面临破裂危机，甚至有的人转到小煤窑去打工；而原本很好的草原，也被遍地的“老鼠洞”破坏惨重。我用了半个月时间，拍摄了这个主题。经《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等很多媒体发表以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出台整顿政策，也取缔了很多小煤窑。当我后来再去那里时，看到国营煤矿重新开工，下岗工人重回岗位，我感到非常欣慰。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政策开明度增大，国家也日益正视快速发展带来的弊端。通过真实记录暴露出的问题，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这条连锁反应线让我感受到纪实摄影可以大有所为。而摄影师不应是带着镜头上路，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