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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护　循规管理 　　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这是我国制定和颁布的第一部文化行政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赋予了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以法律地位和职责范围，规定了一切组织和公民在文物保护管理活动中的行为准则、权利义务和违法时应承担的责任。它是保护和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力措施。 　　《文物保护法》继承了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保护文物行之有效的原则和办法，体现了我国文物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保护和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陆续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示、条例、办法和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1961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我国文物工作的经验，把这一时期公布的一些文物政策和法规加以系统化，形成了更加完整、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文物行政法规。《条例》对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把文物工作逐步纳入了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和稳步发展的轨道。《文物保护法》则是在总结了30多年来文物管理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文物工作的新形势，对《条例》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后制定的。 　　《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根本大法。它对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体系和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是保护管理文物的法律依据，也是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与各方面进行统一、公正、协调的法律准绳。颁布实施20年来，《文物保护法》在文物保护管理和整个文博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增强了各级政府的文物意识、文物法制观念和依法保护文物的自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这就从根本上赋予了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神圣职责。《文物保护法》第三条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宪法》和《文物保护法》的这些规定，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过程中被凝炼成“守土有责”，即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文物“守土有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由于中央的重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观念比较强、自觉性比较高，在尚未颁布《文物保护法》的情况下，能严格依照中央的有关政策和行政法规，加强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大批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管理。“文革”十年是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由于“红色革命风暴”的袭扰，地方政府受到冲击，不能有效地履行保护文物的职责，在“破四旧”的声浪中许多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普法”工作的深入，各级政府文物法制观念逐步得到恢复和增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普遍有所加强。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日趋严重，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由，置文物法规于不顾，超限度开发利用文物资源，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有的甚至以政府行为，强行毁坏文物或作出一些违反文物法规的“政府决定”。近年来由于文物法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的加大，上述情况逐步有所改变，政府依法保护管理文物的工作也有所加强。 　　其次，《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和责任感。《文物保护法》指出：“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文物大国，文物的分布十分广泛，因此，保护和管理的任务相当繁重艰巨。仅仅依靠文物部门是无法完成此项任务的，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参与，共同保护。我国人民自古就有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宣传引导下，这种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成为大家共同的口号。《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后，人民群众依法履行保护文物的义务和责任感更加增强，一大批重要文物古迹和珍贵文物是在人民群众自发或主动参与下保护下来的。他们自觉同文物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检举、揭发文物违法犯罪事件，积极协助政府文物部门和执法机关侦破重大文物案件，有的地方出现了保护文物的自发民间组织，业余文物保护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了一大批“文物卫士”。 　　第三，《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促进了地方文物法规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地方性文物法规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进展比较缓慢，且多为政策性文件和少数行政规章。《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后，地方性文物法规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前十年包括甘肃在内的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大制定并颁布了实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