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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企业风险投资战略思考 　　风险投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也是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启动器。由于科技的研究开发及转化所费过高，且周期漫长，特别是投资风险过高，使许多企业望而却步。风险投资是着眼于高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与普通的投资不同，风险投资的对象集中于高科技领域及其创新产品，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以期获得高回报率。可以说风险投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也是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启动器。由于科技的研究开发及转化所费过高，且周期漫长，特别是投资风险过高，使许多企业望而却步。据国外统计，20％～30％的此类投资完全失败，约60％受到挫折，只有5％～20％获得成功。但伴随这种高风险的是高收益。美国在1965～1985年风险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达19％，是股票投资的2倍，是长期债务的5倍。正是由于高科技领域的这种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吸引了许多风险资本的参与，同时也创造了众多的高科技公司。 　　从宏观角度看，风险投资推动了科技产业的发展，而高科技产业又推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水平的提升。美国新经济以低失业、低通涨、高增长被许多学者誉为奇迹。可以说这种奇迹有赖于美国始于里根执政时期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特别是风险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许多高科技企业通过吸收风险资本发展壮大，进而改造了美国的传统产业，使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结构矛盾日益凸显。需求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产业陷入困境，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因历史包袱过重而举步维艰。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和资金大量沉淀于传统产业领域，使高科技型新兴产业难以发展壮大。大量科技成果由于得不到转化而被闲置，科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每年的主要科技成果达3万多项，但转换率却不到2％，且所需投资严重不足。因此，只有大力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才能填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缺口。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不仅要考虑速度，而且要考虑质量。以高科技产业带动整个经济从规模型向集约型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课题。因此，建立相应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风险资本市场，促进和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创业和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借鉴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经验，建立和健全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在1986年由国家科委、财政部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当时初期目标是配合国家的火炬计划，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但由于运作不规范和经验不足，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证券，导致巨额亏损。后来有关部门成立的类似机构，也由于其官办性质及管理不力而效果不佳。虽然目前我国各类与高科技有关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数百家，融资能力达几十亿元，但其中进行风险投资的微乎其微。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只得求助于国外的风险资本，严重制约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由于高科技开发有高投入的特点，仅靠传统的政府投入和企业自筹是不够的。目前，我国各类与高科技有关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达数十亿元，但实际参与高科技发展的经费大多数仍然是由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自筹（占50％），国家科技计划的拨款和金融机构的科技贷款分别为21.6％和5.2％；并且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缺乏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和约束力，因而风险投资规模难以扩大，风险资本来源相对狭小。美国的风险投资总额在增长的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始终保持多元化的特色。美国的风险资本主要来自机构投资者，其中养老基金是最主要的来源，约占51％，其次是基金会和捐赠基金，再次是银行和保硷公司及个人。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主要集中于通过筹集民间资金建立风险资本有限合伙公司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此，从民间筹集风险资本应该是一种有效的渠道。其关键在于要建立一批独立运作的专业性风险投资公司，政府的科技投入经费和金融机构的科技贷款可以通过信托投资和信托贷款的形式，委托这些风险投资公司参与到高科技企业的开发和创业中去。而民间资金则可以吸纳到一些成功的风险投资合伙公司中去。还可以借鉴美国的风险投资企业制度，在有限合伙公司中，视资本雄厚的风险投资家为普通合伙人，其他投资者为有限合伙人。在10年的合伙契约有限期内，有限合伙人只保留监督权，将合伙公司交给普通合伙人经营；普通合伙人的报酬结构以利润分成为主要形式。由于有限合伙公司制度的产权关系明晰，治理结构合理，报酬制度科学，因而有限合伙制成为许多国家的风险投资公司采用的主要形式。 　　由于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的特点，许多国家为保护风险投资人的利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用担保体系。这些信用担保业务主要由专业性的信用担保机构来承担，由政府监管其业务的运作，对担保的风险投资项目进行严格评审。欧洲和日本的信用担保机构基本上由政府创立，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贯彻、配合政府的产业规划和高科技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