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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97年南区走动式绩优社区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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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97年度南區走動式績優社區觀摩活動
專題演講
社區組織能力建構與社區永續發展
吳明儒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衝擊下在地力量的反撲,社會快速變遷家庭功能逐漸式微,『社區』作為一個保存文化資產及滿足、提升人民生活需求的角色愈來愈重要。而『社區組織』也逐步掙脫過去威權時期政府行政過度干預的情況,邁向一個以人民自主的社區主義理想;特別是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更可視為人民自由結社權利的釋放,但是真正的鬆綁卻是在1991年內政部修訂「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以後,將「社區理事會」改為「社區發展協會」才真正開始,而且社區民眾必須重新以籌組人民團體的過程加以立案。這對社區發展長期被詬病是一種政府作主、指導及資源掌控行徑下,造成人民與社區產生異化與悖離(社區發展季刊,2004,社論)無異是一個重要的契機與轉機,『永續發展』的概念亦建立在社區組織自主及自立的原則之上,而此與『公民社會』基本的價值與精神卻是不謀而合,因此「永續發展」目標之落實似乎必需建立在健全的社區組織基石之上,否則將是建華廈於沙灘,一切社區成果將隨人事之更替,制度或政策之轉向,徒勞而無功。
為了持續關注社區組織的發展情況,內政部從2001年開始辦理績優社區評鑑工作,今年已經進入第八年。從2008年開始,將改以北部組與南部組輪流隔年接受實地考評的方式進行,未受評的縣市仍要準備書面成果的審核。同時,內政部亦鼓勵各縣市政府舉辦南區與北區走動式觀摩,以達到交流-學習-分享之目的。不管是社區評鑑或者是社區觀摩其目的是要檢視或交流各地方政府協助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各項業務及活動的成效;雖然甄選出成效績優的社區,對於沒有酬勞的社區工作者是一項最大的激勵與繼續推動的動力,但是卻不是社區發展最終的目的。最終的目的是要讓社區工作真正能夠解決「在地問題」或者產生某種正面的「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效果,英國的社區發展學者 Gary Craig(1986)在Community Work and the State一文中提到,社區工作理論發展的背後存在著一個重要的理念,即是相信社區工作是一種進步社會變遷的力量(a force for progress social change ),但是這一些都不是評鑑與觀摩所能達成的目的,而是要靠社區工作者自我覺醒與社區議題的呈現。
貳、社區組織能力發展背景
為何我們要探討社區組織能力的議題呢?從全球的巨視觀點來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從1945年開始,國際政治脈絡在殖民地產生快速的改變,政治獨立運動的興起主導了眾多的議題,以政治及社會改革為背景的自我統治成為可以實現的目標。因而,在1948年聯合國(UN)提出了對「社區發展」的定義,同時對於從社區內部所發展出來的改革運動而非一定要依賴外來力量表示肯定,並且指出「社區」組織的成長(由下而上)是與政府組織(由上而下)之間是有所區隔的。
「一種透過積極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促進整體社區提升生活品質的運動可能是一種社區倡議(the initiative of the community)。而當這種社區倡議無法產生時,就必須使用各種喚醒(arousing)和刺激(stimulating)的工具。它包括了所有的發展活動的範圍,不管是政府或非政府性質的社區活動均屬之。」(Gary Craig,1986)
台灣在1966年開始也在此一國際潮流之下,透過聯合國農糧組織的技術協助及經費援助建立新社區組織,當年底就成立了216個社區發展組織,一直到退出1971年退出聯合國時,台灣共成立了1980個社區發展組織。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之下,社區自主參與的模式仍然受到限制,政治箝制甚或阻撓社會團體的各種作為,1991年之後台灣民主發展進程加速,社區發展組織回歸人民團體,並且也快速的設立,至2006年時社區組織(社區發展協會)已超過6000多個。然而,在長期的政治箝制之下,雖然法令鬆綁,但是由於社區組織與村里的範圍重疊,人民社區意識仍然薄弱,社區組織的運作停留在戒嚴時期的思維,無法更新突破,因而陷入表面上社區發展組織持續擴張,而內部社區組織卻能力不足的不協調情況。
社區發展的政策可能採取一種指導性(directive approach)的方式,Craig(1986)認為指導性的社區工作模式普遍存在殖民地的模式。台灣所採行的社區發展策略仍留下過去的政策遺跡,政府也容易因循舊規設定了許多的社區議題的框架,以計畫補助的方式引導社區發展的方向,過去可能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指導(例如:生產福利建設、基礎工程建設以及精神倫理建設),現在可能是由下而上的指導性提案(例如: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而另外一種非指導性(n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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