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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圣陶身边工作的往事 　　编者按：作者1930年出生在浙江余姚，1946年离开家乡，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教育部担任叶圣陶秘书多年，后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叶圣陶（1894―1988）是中国著名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期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和主编《小说月报》，并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建立，他先后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民进中央代主席等职，是全国人大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先生为我改错字 　　 　　记得1950年12月1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开成立大会的头天晚上，吉少甫(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务委员)给我打招呼：“明天的会很重要，叶社长的讲话，你负责记录。他在文字上要求非常严格，你手快，又听得清他的口音，千万不能出错。”第二天，叶圣陶先生讲话的时候，我聚精会神地听，一字不漏地记。叶先生刚讲完，掌声响起，我就溜出了会场，找了个角落，迅速整理记录稿。叶先生的讲话，缜密，简洁，生动，顺耳，一会儿就整理出来了，认真读了两遍，确信没有错漏，没有一个错字错标点了，就去“交卷”了，这时候会还没散呢。 　　第二天，吉少甫兴冲冲地把记录稿交给我，上面有叶先生的批示：“看过了，可以印发。请精校。”他告诉我：“叶社长表扬你说，讲话重复的地方，你给删了；脱头落襻的地方，你给装上了榫头和搭扣；不完整的句子，你给补足了。居然没有一个错别字、一个错标点，字也写得好，而且是当场整理出来的。年轻人中间还不多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话真是出自我景仰已久的这位大文学家、语言大师之口吗?我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呀。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吉少甫又说：“我们送过几次文稿，叶先生没有一份不作修改的。”我说：“这是叶先生自己的讲话记录，跟别人起草的不一样”。 　　后来我被调到叶先生身边工作。虽然也担心自己的水平、能力不能适应叶先生的严格要求，但在文字方面仍然比较自信，以为起码不会有笔误和错别字。开头个把月，我誊清的、整理的、起草的文稿，没见叶先生改正过一个错别字，自以为过关了。不料有一天，叶先生忽然对我说：“看得出你从小临过帖，受过严格训练，基本上没有笔误，我说‘基本上’是因为你还有几个习惯性的错字。”说着就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讲：“一个是‘初’，你常在左边少一点；一个是‘束’，你常在下边少一横；一个是‘祭’，你常在左上边少一点。这类习惯性的错字难改，也好改。说难改，因为你已经写了千百遍，成了习惯，养成条件反射，稍有疏忽，又写错了。说不难改，是因为有改的办法。那就从字源上重新认识这些字，加深印象，就不会再错了。‘初’字，从‘衣’不从‘礻’，为什么?‘衣’以‘刀’为‘初’。就是说，做衣服的第一道程序是剪裁，剪裁用什么工具?用刀。所以左‘衣’右‘刀’就构成一个‘初’字。‘束’字，是‘木’和‘口’组成的。‘口’是一条圆形的绳子‘0’，用它拦腰捆住一堆‘木’柴，就成了‘束’”。 　　我说：“听叶先生这么一讲，我印象深刻极了，我相信一辈子也不会再写错了。真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呀！”叶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一辈子受用不尽’这话好，做老师的最爱听。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学生在他长大成人以后说，当年老师教的东西，有百分之一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他的老师，听了就会很高兴，比得了什么奖赏还高兴。” 　　当我正要退回到我的办公椅上去，叶先生又叫住了我，说：“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我还想再讲一层意思。”我说：“我是求之不得，请叶先生继续指教。”叶先生说：“这类习惯性的错字，不改行不行?行，也不行。我说不改也行，是只从当前考虑，不会造成损失。你这三个错字，打字机的字盘里，印刷厂的铅字架上是没有的，排出来还是‘初’、‘束’、‘祭’，所以我发现以后没有改，当然也是为了看看是习惯性的还是偶然性的。但是，从长远考虑，是非改不可的。有些字是来不得半点差错的，‘戊戌变法’的‘戌’，跟‘卫戍区’的‘戍’，就差在一点一横上。” 　　说话间，叶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对我说：“你看，‘戊戌变法’错成‘戊戍变法’了。这是一。你的工作不限于抄抄写写，很可能要排个名单什么的，按姓氏笔划为序，你按三个错字排，‘赵朴初’、‘皇甫束玉’、‘蔡畅’就会排错位置，这就不是小问题了。这是二。你给我当助手，我还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将来要参加汉字改革的印刷通用汉字的字形整理工作，你现在就得开始准备，熟悉每个常用字的形、音、义，写字看稿都要一丝不苟。这是三。将来你也许独当一面做编辑工作，让你编字典，你不改正那三个习惯性错字，就会把‘初’字放到‘衣’部，把‘束’字放到‘木’部的二画里，几万、几十万、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