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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邓宝珊 　　 　　 在丝绸之路起点古都西安以北的三原城，19世纪70年代末于右任诞生了；在这条文明交流之路向西延伸几百里的甘肃天水，甲午战争之年邓宝珊诞生了。他们都是知名度很高的中国近现代爱国历史名人。何以为证？仅举两例： 　　 2003年3月18日，在为新当选的总理、副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讲，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使我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的一首哀歌。接着他当众吟诵道：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新总理动情吟诗谈统一，使人们更加怀念于右任！ 　　 2002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报》在“红色回忆”专栏，整版刊文介绍了保护陕甘宁边区的“老友”邓宝珊，讲述了他先后和刘伯坚、邓小平、刘伯承、毛泽东、周恩来的交谊，赞扬了他襄助傅作义将军完成北平和平起义的历史功绩。《红色记忆》一书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于右任、邓宝珊留给历史的记忆是深刻的。 　　 两个人都是孙中山的“老兵”。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邓宝珊结交最厚的不能不推于右任。 　　 邓宝珊将军生前曾多次说他是孙中山的一个“老兵”；于右任在回忆跟随孙中山的往事时亦有诗云：“元戎元老骑龙去，我是攀髯一老兵。”“老兵”、“战士”经常是他的夫子自道。 　　 1910年，邓宝珊在新疆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年末，邓宝珊在伊犁参加新军起义，由于他英勇作战、献策奏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辛亥革命失败，邓宝珊辗转归故里，很快又去陕西参加了反袁人士的“华山聚义”。邓在陕西活动，后来又成了陕军的骨干将领，就不能不与于右任发生关系。说来也巧，于右任的诞生地三原，也从这时起与邓宝珊结下了不解之缘：反袁护国斗争中，他与同志在三原县城开设大有公司，以经商为掩护，密谋发动武装起义；护法运动开始后，张义安、董振武、邓宝珊又策划发动了三原起义，为促进“陕西靖国军”的正式建立创造了条件；靖国军成立的前后，在胡景翼的撮合下，邓宝珊与三原读书世家的闺秀张玉燕结成了婚姻。张玉燕幼承庭训，多读诗书，为人贤淑，思想开明进步，以后为邓尽内助之力甚著。邓宝珊视三原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与此大有关系。 　　 民国以后的陕西人，谁不以于右任为自己的骄傲！在三原，于右任更是妇孺皆知的“第一乡贤”。于、邓未谋面前，于右任在邓宝珊心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是孙中山器重的革命干部，1906年去日本谒见孙中山时已加入同盟会，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居交通部次长要职，孙中山策动武装反袁时又命他归陕组建西北军(全国拟建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军)，虽因道路阻滞未能实现，但却鼓舞了陕西革命党人的斗志；他从青年时代就溢射的诗文天才，使无数爱国和进步的人们为之倾倒，加上他那日益隆崇的书法家的名声，都增加了邓宝珊对他的仰慕。更何况他是自己爱妻家乡的“乡贤”呢！邓宝珊恨不能登时与自己心仪已久的于先生一见。 　　 民主革命的洪流把邓宝珊和于右任冲聚到了一起。1918年初陕西靖国军树帜后，各路武装并没有统一在一个号令下。5月，靖国军内部共同商定迎于右任由上海归陕。在王玉堂等人的陪随下，于右任化装成传教士，经豫西渡黄河，假道晋南、陕北，到达三原。8月9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正式建立，于右任为总司令。各部陕西靖国军改编为六路，邓宝珊隶属胡景翼的第四路，常为作战前敌总指挥。1945年于右任为邓宝珊之父邓友斋所写的墓表中说他们“为数十年患难交”，这情谊就始起于1918年。 　　 陕西靖国军的斗争失败了。于右任辗转陇、川往上海，邓宝珊随胡景翼屈处直系旗号下。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成立了国民军，于、邓才有二度相会的机会。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于右任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年底往河南检阅国民二军部队，受到岳维峻、邓宝珊等前靖国军将领的盛大欢迎。1926年，国民军受到由帝国主义支持的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不得已而退处西北，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5月，于右任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在翻译马文彦的陪同下，到莫斯科见冯玉祥，催冯玉祥回国，在北方领导国民军响应南方北伐。冯、于归国，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参与下，举行“五原誓师”，由内蒙挥戈南下，驱逐河南军阀刘镇华，在陕、甘建立了国民革命的北方基地。于右任与邓宝珊又一次相会了。 　　 　　 在首次国共合作中携手同行 　　 　　 国共合作的形势促成了1927年初西安高涨的革命局面。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开展起来了。于右任兴奋地改旧“皇城”(清代满营防兵驻地)为“红城”。新潮激荡，人心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