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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应当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研究就不能混用学科内的特有概念，不能置常识性细节、知识性细节和断层性细节于不顾，不能不讲论述逻辑的严密性。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实事求是而又与时俱进地开展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才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178―04 　　 　　笔者在认真研读师吉金教授的《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探索的两个层次》一文(以下称“师文”)之后发现，该文研究欠缺严谨，在概念运用、文字表述、逻辑演绎上错讹之处甚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发展历程、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认识越发糊涂。这些问题有必要指出来讨论、廓清，故笔者愿与师教授商榷。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随意混用特定概念 　　 　　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其特定概念，准确使用这些概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基本要求。随意混用这些概念则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这方面“师文”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特定概念的使用颇成问题。 　　“师文”开头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表示了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融合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表示了一个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样的表述并不能清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仅仅表示“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从肯定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示了一部分人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态度，但这一态度并非“一种”，而是多种。它既表示了要继承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忠实态度，也表示了要汲取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的科学态度，还表示了要正确处理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态度；它既表示了要通过积淀、反思、重构等方式而实现对自身理论内涵的充实、理论框架的设计、理论体系的完善的态度，也表示了要批判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益成分的开放的态度等。从否定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示了反对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态度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违背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知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复杂而曲折过程，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其所以如此，就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走向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态度的交锋、不同矛盾的斗争、不同思潮的激荡等。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表示“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师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言下之意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多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有多种其他的“结合”。就前者而言，是否古巴的、越南的、朝鲜的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或也可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就后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之结合也要作具体分析。其一，这个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这个“结合”并非“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从根本上看，这个结合有“机械结合”和“有机结合”两种方式。在此意义上，瞿秋白的哲学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分别就是“机械结合”和“有机结合”的产物。其二，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一“中国的历史的实际”，也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一“中国的现实的实际”。从根本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表示“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融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并不只是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更不只是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部分的结合。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表示马克思主义完全避开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不良部分”，并非表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现代思想文化、大众文化的优秀部分相融合，并非表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佛教哲学、儒家学说相融合。一种思想、理论与一种文化、传统的结合并不完全都是前者与后者的精髓的结合，它们两者在结合过程中既有相遇、碰撞、放弃，也有扬弃、认同、融合。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言，它“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两者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