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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山村民族民间纠纷调解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镇山村是城市郊区的一个布依族聚居村寨，其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依照国家法律合法选举产生。该村传统的寨老制度与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结合，在调解民间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村民委员会；民族民间纠纷调解；民族民间规范 　　中图分类号：D6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45-04 　　 　　一、镇山村的基本情况介绍 　　 　　镇山村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花溪水库中部的一个半岛上，距省会贵阳市21公里。全村总面积3.8平方公里，全村总人口176户591人。其中，布依族110户385人，布依族都是同一宗族；苗族65户201人，汉族1户5人。少数民族居民共175户586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镇山村的布依族、苗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因镇山村地处贵阳市郊，并且长期与汉族交往，除老人说布依语、苗语外，大部分村民讲汉语。传统农业是镇山村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发展旅游业成了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又一渠道。1993年8月23日镇山村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为“贵州镇山民族文化保护村”。1998年被列为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文博专家通过考察，正式将镇山村列为中挪文化合作的国际性项目――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之一。2004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全村生产总值近600万元，其中农业产值200万，旅游接待及餐饮等第三产业产值近400万，农民人均纯收入约3530元，与1993年人均纯收入250元相比翻了十倍还要多，仅在2005年该村向国家缴纳税款就达10万余元，走上了致富道路。这其中，村民委员会对诸多民间纠纷及时、有效的调解，为该村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我国目前村民委员会对民间纠纷调解的现状 　　 　　目前，我国各地村民委员会对民间纠纷的调解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下属的村民调解委员会基本上不起作用，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协助上一级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如传达上级政令、计划生育、各种统计报表以及进行一些公共性建设等，村民之间的纠纷除了自愿和解的以外，基本上是起诉到当地的法院解决。人们认为法院“是纠纷解决中最具合法性的权威”[1]。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汉族聚居地区或城市郊区，人口集中，交通方便，法院派出法庭的布局合理，司法部门不存在乱收费等问题，人们对法院比较信任。但在贵州，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民族因素，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属于这种情况的地区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城市。第二种情况是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下属的村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民间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调解程序还是具体调解内容，民间规范（习惯法）与国家法不冲突，并对国家法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2]。在贵州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城市郊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或者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第三种情况是民间规范（习惯法）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除了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以外，民间的社会秩序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习惯法规范维护的。习惯法与国家法多元并存，并且习惯法“对官方法的有效性有某种明显的影响。换句话说，习惯法具有这样一些功能，它能明显地补充、反对、修正甚至破坏官方法，尤其是国家法”，[3]有特殊的强制力保证这种习惯法的实施。在贵州的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就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贵州黔东南雷公山地区苗族聚居地方这种情况就比较多[4]。本文中的镇山村是第二种情况的一个典型。 　　关于少数民族村寨村民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研究，一般是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从法学的角度研究的比较少；而且当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多为偏远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和侗族。而对于城市周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布依族村寨的研究却甚少，可以说对这样特殊地域环境下的布依族习惯法的研究在贵州仍是空白。通过对镇山村村民委员会对民间纠纷调解方式的调查和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这种属于城市的郊区，汉化程度高，便于政府管理的地方村民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特点，有更加直接的了解，以填补此类研究的不足。 　　 　　三、镇山村村民委员会对民间纠纷的调解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由村民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寨老的支持下成立。村委会主任由每个村民小组推选出一名村民作为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有选举权的村民也可以向村委会自我推荐，名额为6人。经推选出来的5名和自荐的6名共11名候选人在全村预选会上发表“就职演说”，全村预选会根据这11名候选人的“演说”，对其进行投票，最终选出票数最高的前两名作为村主任的候选人。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过程是：在确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后，由有选举权的村民对该两名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