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近的灯盏一路照亮.docVIP

远的近的灯盏一路照亮 　　回顾过往岁月，首先触碰到的是童年的懵懂时光。 　　记得读小学的那年月，我常常受到家里人和亲戚们的夸奖，他们说我是一个乖巧而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为这，我的奶奶和父亲母亲在村里人面前，腰杆都可以挺得更直一些。在那个“越生越有”的思想观念还左右着人们意识的年代，母亲却只生了我这一个儿子。因为我上无兄姐，下无弟妹，村里那些年幼无知的小伙伴总喜欢骂我是“独蒜”、“独蛋”。我每次受别人欺负后就哭着回家，慈祥的奶奶总安慰我说：别介意，人家兄弟多，有一个粑粑的时候一个人只能分到很小的一块，可是你得到的总会比他们多。奶奶虽然嘴上这样安慰我，但她在安慰我时总是悄悄地抹眼泪。不管怎样，我还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做“独蒜”、“独蛋”的好，全家人总把最好的甚至是仅有的东西给我吃，身上穿的衣服总比邻家孩子的要厚实一些。小小的我就这样在全家人的悉心呵护下幸福成长，“缺吃少穿”似乎与我无缘。 　　读完中学，我考取了当时令很多乡下人羡慕不已的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里，我怀着将为人师的自豪，把博学多知的师长视作标杆和灯塔。在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下，我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加之经常参加学校里的办黑板报之类的活动，我被语文老师推荐到校文学社，成为一名所谓的“文学爱好者”。有道是斑鸠吃萤火虫――心里亮堂，我明白文字不等同于文学，善于表述不等于擅长写作。那时我在学校里最惧怕的事，就是向文学社按期提交文学稿件。有时写不出稿子，文学社又催得急，就死猪不怕沸水烫地去拖去磨。当然，迫于压力，或者说为了把文章写得像点样子，我也放下架子，经常向文章写得好的同学讨教写作经验，同时也有意识地去阅读报纸上的文学副刊。那时，学校给每个班级订了一份《大理报》。因为加入了文学社组织，一个月得上交一篇文章，于是我的阅读视线开始从最初的只关心“国家大事”，渐渐转向于关心报纸“副刊文学”。在《大理报》的“洱海”副刊上，我陆陆续续读到一些本土作家写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当然有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大理文坛上大名鼎鼎的张乃光、杨泽文、李智红等老师写的美文。我从认识这些老师的文字，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中间隔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但不管时空如何阻隔，后来我还是与他们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世间许许多多的事情，由不得自己主动选择。我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很偏僻的乡村里教书。那时整天忙于教书育人，已几乎没闲暇时间写被很多人视之为不务正业的文学作品。因为多次被指派参加各类演讲比赛活动，免不了会强迫自己在一年之中，不分好歹地写下三五篇演讲之类的文稿。原以为自己会在三尺讲台上站上一辈子，谁知一纸调令突然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从三尺讲台上的教书先生，到摇身变作整天伏案埋头写公文的机关文员，我弄不清楚这是人生之幸还是不幸？ 　　命运之神总喜欢不停地捉弄人的同时，又似乎在不停地造就人。改行以后，我在十二年间先后调换过四个单位，轮换了六个工作岗位。和朋友聊天，言及工作历程，朋友们取笑说：别人工作一辈子才守一两个岗位，你是打游击的老手，打一枪就挪一个窝。我说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算优点，那就是我一直都能认真做好份内的工作。 　　最终调到县文联工作，我是始料未及的。参加工作二十年，我真的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大的思想压力。文联被称之为“艺术家之家”，可就我而言，文学艺术恰恰是我的一块短板。虽然在此之前曾经在单位里分管文秘工作多年，也写过不少文章，但那些官样文章跟文学沾不上半点边，我曾为头顶扣着别人赐给我的“宫廷作家”、“写字公公”、“文人”等等众多的高帽而烦恼，甚至感到羞愧难当。本来一直自信进入角色快适应能力不差，可到文联工作一两个月，我仍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文联的工作做好；是否能够从最初的惧怕文联工作，到逐渐胜任文联工作。记得县领导在找我谈话时，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你去文联工作，不是要你成为艺术家，而是要你去打理好艺术家之‘家’。有为才有位。” 　　到了县文联，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文联机关刊物《弥渡文化》。早在我未到县文联之前，就传闻县文联要创办《弥渡文化》，但基于各种原因，刊物一直未见面世。我知道，县内广大文艺爱好者对创办这一份刊物寄予较高的期望。虽然办刊请示报告很快得到县领导的批复和大力支持，可是办刊经费解决之后，编辑人选的难关又摆在了面前。在我为办刊感到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时候，正好大理州文联的杨义龙老师作为州下派的第二批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来到小河淌水的故乡密祉乡驻村。于是我在其抵达弥渡的第一时间里拜会了他。我口无遮拦地向他求取办刊之策，烦请他帮助策划“作家写弥川”笔会活动。不久之后的炎炎六月，“大理州聆听小河淌水笔会”就在弥渡成功举办，来自全州的十八位知名作家汇聚弥川，开始进行采风活动。 　　在大理州作家到弥渡采风的三天里，我缠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