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专业毕业论文：古代文论.docVIP

失语·转换·正名 ——对古代文论十年转换之路的回顾与追问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古代文论学者”与“当代文论学者”在“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话题的形成过程中与思路设计上表现差异的分析，揭示了“现代转换”的困境与古今文论研究分野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追求古今融会的“正名”之路对走出“现代转换”困境的启示与意义。 关键词 古代文论 失语 转换 正名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近十年来一直是文论界研究和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古文论研究这一转型的意义与趋向，学界一直论争纷纷，莫衷一是。本文在此并不想对这一思潮作全景式的描述与评价，只想就其形成与发展的动因作一点探究，或可对该思潮的发展趋向提供一些新的认识。 一、“失语”：谁在焦虑？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之被提出，学界一般认为与文论界对“失语”问题的讨论分不开的。不过，只要略作考索，便可发现最初关于“失语”问题讨论，却并非与古代文论研究相关。 “失语”一词被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最早似可追溯到1990年《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失语症》一文。不过，“失语”一词在文学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则主要源于1996年左右以杨乃乔、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的一系列讨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文章，特别是曹顺庆的系列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成因、特点，以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式等问题，为这一话题被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按照推动这一话题的学者们的说法，即“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现当代文论“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可见，“失语”之病症最初指向是现当代文论这位“患者”。如果我们不去苛刻地考辨和有意回避这个话题的合理程度的话，“失语”一词所描给的景象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也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种景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研究的一种“通病”。这样便有一个疑问颇值得玩味：既然“失语证”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都存在之病症，为何直至世纪之末才为学界诊断出来并获广泛关注？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在“文学革命”旗帜的引导下，走上了以西学为体的现代化道路。在文学理论领域，无论是五四时期流行的进化论思想，还是五十年代流行的唯物论思想，学界在文论研究的现代化道路上，都表现出对外来思想积极迎取、对自我观念主动适变的拿来主义态度，八十年代以来各种西方文论思想的大量引入更是如此。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全球化，文学理论也开始步入一个交往与对话的时代。而当中国文论界抱着对自我现代化成果的信心准备参与这场对话时，才发现我们近一个世纪的文论现代化进程，原来也是一个不断“失语”的过程。因为虽然“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争”，然而“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反倒是“一旦我们离开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于是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桎梏并平等参与对话，开始成为当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由此看来，“失语症”在世纪末的提出及其获得的广泛呼应，所呈现的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生存焦虑和认同危机。可见“失语症”的焦虑者主要是“当代文论学者”，“古代文论学者”在这场危机中似乎并未扮演什么角色。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完全如此。 “失语”危机所造成的当代文论主体生存焦虑，逻辑地使“重建文论话语”成为医治中国文论“失语证”以参与全球对话的良方。那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资源应来自哪里？如果从“失语症”的诊断逻辑来推断，既然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主要源于西方文论，显然再不可能成为以“反抗西方”为目的的话语重建任务的理论资源，这一资源必然是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本土理论。因此，依照这一逻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历史重任便很自然地赋予给中国古代文论了。 然而，当人们将话语重建的希望投向中国古代文论时，又发现了另一种“失语证”：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论语境中也“失语”了。因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学中除了起到一点装饰作用外，基本失去了发言的权利，“回到文学之中即可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无力完整地阐释一大批现代的本土作家，例如鲁迅、巴金、茅盾，或者余华、张承志、残雪”。应该说，古代文论的“失语”与当代文论的“失语”之间是存在一定逻辑联系的。中国现当代文论是在西方文论的示范和影响下形成的，遵循严密的形式逻辑推理，构建宏大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些构成了现当代文论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古代文论则主要以重体悟、轻体系，概念范畴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为主要特点，这为古今文论的对接造成较大困难，因此可以说现当代文论“失语”的原因造成了古代文论“失语”的结果。从重建话语的思路看，显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