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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院及滴滴医生”的法律分析 　　 2015年10月18、19日，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健康和滴滴出行、名医主刀三家公司，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四个城市推出“滴滴医生”的试水服务。处在服务区的患者及家属，在打开“滴滴出行”APP后，可以点击“叫医生”选项发出呼叫医生上门服务的请求，请求发出后将接到医生的电话，经电话了解基本信息并经确认需要上门服务后，医生会在第一时间搭乘带有“滴滴医生”车贴的滴滴专车提供上门服务。如果上门仍无法解决，在征求用户意见后专车将送患者到医生所在医院，经由绿色通道继续接受治疗。笔者于今天上午11点，也点击打开了“滴滴出行”的“叫医生”选项。初步印象，医生信息过少，未细分专科，病患呼叫医生时过于盲目。当然这些技术缺陷是容易改进的。 　　根据我国广大病患对急诊和平诊上门服务的迫切需求，以及120、999的供不应求和医院看病难的现状，“滴滴医生”显然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不过，作为专业律师，本文不作商业分析，仅分析“滴滴医生”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事实上，制约“滴滴医生”发展的主要瓶颈仍可能是法律风险。 　　与任何法律行为一样，“滴滴医生”作为一项新型的法律行为，其法律分析亦包括三方面：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内容和法律责任。 　　一、“滴滴医生”的法律关系。 　　为详细分析法律关系，再回顾一下“滴滴找医生”的过程：病患在家发出“找医生”的呼叫请求，医生回复电话，医患电话沟通基本信息，确认需要上门服务，医生搭乘滴滴专车，上门提供医疗服务。 　　显然这是一个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合同法律关系。其中，病患通过“滴滴出行”发出“找医生”的呼叫请求，是提出缔结医疗服务合同的要约；随后医生回电并在电话中了解病患的基本信息，是缔约前的协商过程；医生确认上门服务，是缔结医疗服务合同的承诺，至此，医疗服务合同成立，当事人受合同约束。随之医生搭乘滴滴专车上门和提供医疗咨询，是合同的履行。 　　分析法律关系的目的是确定权利义务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和法律责任。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医生发出“确认”提供上门服务是关键点。当医生在电话中确认提供上门服务后，医患双方医疗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当然基于电子环境下的操作实际，医生承诺上门的证据可能不是电话中的口头承诺，虽然电话中的口头承诺是法律上的承诺行为，而是在APP上点击“确认”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的医疗服务合同一旦成立且生效，双方受合同约束。如医生必须在第一时间搭乘滴滴专车上门且提供医疗服务，否则医生承担违约责任；而如果患者在合同成立生效后无故解除合同，也应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滴滴专车作为合同约定的搭载医生的指定人，亦构成医疗服务合同的相对人，即涉他义务的第三人，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运送医生上门，亦构成违约。当然，何为“第一时间”是另一个需要合同约定及解释的法律概念。 　　另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滴滴医生”提供的上门服务与120、999等政府提供的急救服务不同，后者是根据《执业医师法》及相关行政法规成立的公益性急救服务，其与患者成立的是强制缔约关系，即只要病患发出120、999急救请求，120、999必须派车，不得拒绝病患者提出的请求，否则构成违约。而“滴滴医生”则是普通民事合同，滴滴医生在经电话沟通确认无需上门服务后，可以拒绝提供上门服务，病患不能据此要求医生承担未能上门服务的违约责任。 　　当然如果“滴滴医生”不合理拒绝病患提出的上门服务请求，导致双方无法成立医疗服务合同，那么仍有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是此种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非常严格。 　　关于“滴滴医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则比较复杂。首先，从合同当事人讲，除了医患双方，还包括第三人即滴滴专车，因此这是一个涉他合同； 　　其次，就“医”这一主体而言，在目前我国的法律现状中，也非常复杂。依医生的法律地位，“滴滴医生”法律关系中的“医”至少包括三种：1、不隶属于任何医疗机构的自由执业医生，此种医生在我国极少，此时建立“滴滴医生”法律关系中的“医”一方即上门服务的医生本人，所有相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均有该医生本人享有与承担；2、隶属于某医疗机构，但该医生系以个人名义而非医疗机构名义提供上门服务，相关服务费用亦由医生个人收取，此时建立“滴滴医生”法律关系中的“医”仍是该医生本人，相关权利义务由该医生本人享有与承担，此种法律关系中的医生将承担较大法律风险，该法律风险既有来自其隶属的医疗机构的，如劳动合同上的风险，也有来自患者的，如独自承担医疗损害赔偿法律风险；3、隶属于某医疗机构，且以该医疗机构的名义提供上门服务，相关服务费用亦由该医疗机构统一支配，此时建立“滴滴医生”法律关系中的“医”乃该医疗机构，相关权利义务亦该医疗机构享有与承担，此种法律关系可能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生愿意采取的模式，唯此种模式下，提供“滴滴医生”平台服务的互联网公司需要与医生及所在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