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分工演进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时间系列分析（仅供参考）.docVIP

窗体顶端 农民创业、分工演进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时间系列分析（仅供参考）摘要:将农民创业划分为种养业、集体创办乡镇企业、个体创业及私营企业投资四种形式,分析与其相对应的农村劳动力分工演进的四个阶段,并研究两者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而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私营企业投资的拉动作用比个体创业要大,此外,研究还表明,1992-2005年间农村劳动力分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为4%,最高近9%.基此,文章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关键词:农民创业;分工演进;农村经济增长;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革命,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改的大幕.压抑而沉闷的中国农村经济在农民激情的释放与推动下取得补偿式的巨大发展.改革30年来,尽管城乡间的不平衡性有逐年加剧的现象和趋势,但单从农村内部来看,改革确实使整个农村受益,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和全面提升.2006年,农村社会生产总值GDP占全国GDP比重为45.9%[1],尽管与农村70-80%的人口比重及广袤的农村土地面积比重极不相称,且与1978年的55.9%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但从总量上看,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了近46倍.1979-1986年间,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6.7%,农村人均实际GDP以年均5.1%的速度增长[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545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增加了近7倍;2006年,农村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总计为42.2%,其中农村第二产长贡献率为29.4%,第三产业贡献率为7.7%[3].改革前期,对于农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学者们将其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Fan、Huang、Rozelle、Lin(1992)、Mcmillan(1989 )和Wen(1993)等人认为,1979-1984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绩效的改善主要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林毅夫博士(1992)的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他认为,在农业经济领域,与肥料和资本等因素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45.79%的贡献率相比较而言,制度变迁以高达46.89%的贡献率而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绩效的主要解释变量.随着改革的深化,与制度基本面变革相伴生的各种要素结构的变化,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不再将农村经济增长的产要功绩归总于制度变迁这一笼统的变量,而是深入到由农村制度基本面的变迁而衍生的诸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村金融、农村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和方向进行分析,得出不少具重要借鉴意义的成果.吴方卫、应瑞瑶(2000)分析认为:1980-1996年间,农村经济总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56.81%来自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33.15%来自农业与非农业产值结构的变化,而来自技术进步只有10%.范剑勇、颜燕、王加胜(2001)等研究认为,劳动力再配置过程的结构效应呈U字型,1978-1999年,农村劳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再配置过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0.61-0.91%,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为6.73-9.50%;李谷成、冯中朝、范丽霞(2007)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传统农业阶段、非农产业发展阶段及反哺阶段三个时间段,作者指出,正是以大量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换支撑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增长的关键是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再配置与自由化,而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反哺与改造,以避免落入拉美化陷阱; 董晓林、王娟(2004)的研究认为:金融中介通过作用于储蓄-投资转化充、边际资本生产率及储蓄率等来影响经济增长,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已经走出单纯依靠人力、物力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而逐步转为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式,而季凯文、武鹏(2008)的研究认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周晓、朱农(2003)对1985-1995年中国29省的PANEL数据进行宏观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人力资本作用比物质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而内陆地区正好相反;李瑞锋(2007)实证研究了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1984-2004年间,教育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3%,而在1994-2001年,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资本的投产,贡献率达29.8%,2001-2004年教育的贡献率为27.9%.可以看出,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可谓数不胜数,视角众多,所得出的结论也千差万别,都试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额度进行分析.本文将从农民创业与农村分工演进的视度对农村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找出农民创业及由此而伴生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