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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贱民”身份的元代礼乐户 　　自北魏以来，随着乐籍制度确立，封建国家职业乐工的“贱民”身份及其遭受的社会歧视明确地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通常称这个基本处于“贱民”阶层的乐人群体为“乐户”。就乐户的影响范围而言，该群体分布于各地，接受封建国家的相关礼乐规范，不仅为祭祀、朝会、宴飨、仪仗、军事活动等官方礼节应差奏乐，还服务于婚丧嫁娶、年节寿庆等民间礼俗活动场合。从乐户的处境来看，这个群体的“贱民”身份及随之而来的压迫与歧视均由官方制度予以严格规定：他们不能科举人仕，必须“当色为婚”，衣着方面要有别于常人，甚至在刑讼案件中也低人一等，处于不利地位。乐户的“贱民”身份相对固定，不经特许，不得豁免。乐户的“贱民”身份以及从事的“贱工”职业具有连坐、继承的特点，一人为乐户，举家皆没入“贱籍”，子孙世代从事“贱业”。 　　金元易代之际，“礼乐户”逐渐形成，封建国家职业乐工群体以社会身份的“良”、“贱”区分为重要标志，一分为二，“礼乐户”在局部范围内代替“乐户”，行使特定礼乐职能。金章宗承安年间，创设“太常礼乐人”，把出身“非贱民”者编人职业乐人群体，在乐人群体社会身份的“良”、“贱”分类方面做出了制度化的尝试，对“礼乐户”在元代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蒙元立国初期，着意收编故金太常礼乐人，将其集中于山东东平，由地方势力东平严氏负责提供保障，把该群体作为蒙元立国初期太常礼乐户的骨干。由此开始，礼乐户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服役于封建国家中央朝廷的职业乐人完成了从一个群体向两个群体的分立，并且把这种分立原则自中央向地方推行，形成地方一级的礼乐户。 　　“礼乐户”并非元代所独有。所谓“礼乐户”是指萌发于北宋，雏形具于金，成型于元，在明清时期得到继承延续，至清亡以后解体的一个出身于“非贱民”阶层，专门承应祭坛之上的坛庙吉礼礼乐，与乐户在社会身份、社会对待、行使职能等方面有明显区别的群体。 　　元代礼乐户以儒人为主体，其社会身份属于“非贱民”阶层。元代的太常礼乐户与“儒户”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一定程度上享受到封建国家的待遇保障。元代的地方一级礼乐户以儒学学生为主体，即便当地官府没有为之提供特殊待遇，其作为普通民户的正常权利仍然照旧。 　　 　　一、儒户与元代太常礼乐户的社会身份 　　 　　元代的太常礼乐户是以迁集于东平的故金太常礼乐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通过有关分析可知，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是庶民，即初期的东平礼乐户主要来源于庶民。元世祖至元三年东平礼乐户人数不足，需要“以东平漏籍户充之”。关于“漏籍户”，《通制条格校注》指出，漏籍户又称“脱户”，是“因逃避赋役或其他原因，漏报户口不注记于籍册”的人户。有关研究表明，元代王公贵族多隐瞒、虚报自己拥有的财产、户数，东平严氏统治后期当地经济状况恶化，百姓负担沉重，因此所谓漏籍户多数仍是属于庶民的人户。 　　元代的太常礼乐户与一个名为“儒户”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往认为，元代儒者的社会地位甚为低贱――“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我们不禁思考，元代的“儒户”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真的被封建国家打入了“贱民”行列吗?“儒户”与东平故金太常礼乐人之后的元代太常礼乐户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 　　儒户显然不属“贱民”阶层。对于元代儒户的社会地位，萧启庆先生指出：“在元代社会中，除去统治阶层的贵族和官吏外，儒户仍是诸色户计中最受优遇的一种，在军、民、匠、站及贱民之上……与各教僧侣相并列。”“设置儒户的目的原在于优遇儒人而非加以歧视。” 　　元太宗十年(1238)，蒙元统治者通过考试，第一次设置儒户，这就是“戊戌之试”。这次考试的主要意义在于“设立世袭儒户”，由于此次考试允许在战乱时期被俘为奴的儒人参加，致使考取的四千多人中竟有四分之一原来具有奴隶的身份。就在这个戊戌年，窝阔台采纳衍圣公孔元措的奏议，收集原金朝太常礼乐人，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集中在东平，东平的礼乐户队伍自此建立起来。从专设儒户到集聚故金太常礼乐人，两个事件之间似乎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 　　按理，设置儒户之后，该群体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改善。然而，自元太宗晚年至元宪宗蒙哥即位之初，儒户又“混为编氓”，名存实亡。由此思之，元宪宗二年(1252)于东平立局，使东平作为名副其实的“坛庙吉礼礼乐基地”而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仅是问题的第一层意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早在1238年，与儒户“戊戌之试”同年，就已经在东平筹办坛庙吉礼礼乐，直到十几年之后才着手立局、完善在东平坛庙吉礼礼乐的建设呢?这岂不是传达出蒙元统治者复又开始重视中原传统礼乐文化的信号?换个角度看，从元太宗十年开始，特别是自元太宗晚年至蒙哥即位之初，对于儒户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