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髻》的叙述角度简析.docVIP

《髻》的叙述角度简析 　　[摘要]《髻》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在1969年发表于台湾三民出版社《红纱灯》中的一篇记叙性散文。作者以细腻感伤的笔触描写了作者母亲与姨娘恩怨情仇一生。在散文中，作者运用了外在式叙述者的叙述角度及内聚焦的方式进行了写作，这使作品风格清幽淡远，魅力无穷。虽然“我”在文中一直存在，发挥着自己的观点和影响，但其实作品并没有将自身作为主要的描述对象。 　　[关键词]琦君；《髻》；外在式叙述者；内聚焦 　　 　　《髻》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在1969年发表于台湾三民出版社《红纱灯》中的一篇记叙性散文。20世纪50--90年代，台湾文坛上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女性作家明星，而琦君正是其中温润淡雅的一颗。她的作品犹如晨雾中迎风摇曳的荷花，自有幽香拂面。 　　喜欢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在琦君的回忆性散文中，她的母亲在其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她的几篇最感人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写她的母亲。《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篇，《髻》以细腻感伤的笔触描写了作者母亲与姨娘恩怨情仇的一生。 　　《髻》在叙述视角上颇有独到之处。本篇文章看似是作者将自己作为作品中的人物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原因在于：整部作品里贯穿其中的“我”的存在，本文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经过“我”的眼睛表达出来。仔细阅读这篇散文，会发现，作者是否将自己作为作品中一个人物出场尚待考虑。笔者认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是以外在式的叙事者的身份运用了内聚焦的方式进行了写作。 　　米克?巴尔在《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指出：“外在式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的区别，即讲述其他人情况的叙述者与讲述其自身情况的叙述者的区别，包含着‘真实’的叙述修辞上的差别。一个人物叙述者通常声言它在细述关于其自身的真情实况。它可以自称在写它的自传，即便其素材明显地难以置信、荒诞、不合情理，甚至是超自然的。”而“当叙述者从未明白地将自身称为一个人物时”，则可称为“外在式叙述者”。 　　在《髻》这篇文章中，虽然整篇是作者对过往的回忆，但在作品中，作者其实是在讲述母亲与姨娘的故事，虽然“我”在文中一直存在，发挥着自己的观点和影响，但其实作品并没有将自身作为主要的描述对象。文中的“我”也是作者在对以往的“我”的一种关照。 　　作者写作此篇文章的时候已近中年，而在文章中出现的“我”，除了最后两段： 　　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这是写作时作者的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抒发，本文的其他部分中的“我”并不是写作时的“我”，而是童年的“我”、出外读书的“我”和长大成人后的“我”。 　　当然，不可否认，作者以现在的眼光描述的当年的“我”，与实际中当年的“我”必定有所出入，作品中出现的“我”已经是经过作者体会过、梳理过的认知的体现，但基本上作者在作品中客观地对“我”、母亲和姨娘进行了客观关照，基本上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而在这些事件的叙述中，作为现在的我是淡出的，也就意味着在这中间，作者是以局外人的眼光对“我”、母亲和姨娘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进行了描述。如：父亲回到我和母亲居住的乡下的家，却带回一个皮肤又细又白，有一头如云的、比母亲还要乌还要亮的柔鬓的姨娘。姨娘送给母亲一对翡翠耳环，“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现在的作者自然知道，母亲之所以不愿意戴这对耳环，当然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是一个对家、对丈夫充满热恋而被背叛后的心痛与无奈。但这在当时还是孩子的“我”的眼睛里是不可理解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母亲舍不得戴。作者在此忠实地将童真的“我”的心态表现出来，而没有进行“正确”的解释。在此时的“我”就是作为儿童时期的“我”的真实展现。 　　类似之处还有很多，仔细分析作品，随着“我”的成长，“我”对姨娘的态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作者也很忠实地展现了这种发展变化。从孩童时期，姨娘刚来到家里时，我对姨娘美貌的惊叹和喜爱；到后来看到母亲和姨娘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姨娘那边有说有笑而母亲这边只是闭目养神，包梳头的陈嫂因此辞工，抱怨母亲是个老古董的乡下太太时气得哭的我，也因此明白母亲不快乐的原因，而对姨娘也有了怨恨心态；直到长大后外出读书，父亲死后，对姨娘不再怨恨，而怜悯她的空虚落寞；到来台湾后，姨娘成为我唯一的亲人后的相依为命。作者在文中其实也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与母亲和姨娘之间的情感纠葛。 　　因此，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并不是作为文中的一个人物出场的，而是作为一个外在式的叙述者对母亲、姨娘和“我”三个人物进行的讲述。并且，在本文中，作者主要运用了内聚焦的讲述方式。 　　热耐特将聚焦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