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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大业》,主旋律震荡后的余音 　　[摘要]随着国庆六十华诞的来临，一些列红色经典活动随之而来，《建国大业》在各地影院的激情上映更是将这一盛事推向了高潮。观众对明星的议论、导演对影片的阐释、方家对含义的述说都充斥着我们的耳膜，在文艺理论界，这一场震荡对我们也留下了不绝的余音。 　　[关键词]《建国大业》　主旋律　震荡　余音　文艺理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华诞的前夕，从国庆阅兵的准备到红歌演唱的盛况。从红色经典的重放到《解放》大戏的热播，从历史文献的解秘到“双百”人物的评选，围绕这一历史性庆典的一系列活动正紧锣密鼓地展开，随着9月16日“献礼片”《建国大业》在全国各地影院的激情上映，更是为这金色的秋天增添了一道火热而靓丽的风景。 　　影片史诗般地记录了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这就是从1945年8月“重庆谈判”到1949年9月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史实，再现了“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波谲云诡和“横扫千军如席卷”的摧枯拉朽，展现了“枯木朽株齐努力”的伟烈丰功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儒雅超迈，表现了“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利令智昏和“乱云飞渡仍从容”潇洒气度。一时间。观众对明星演技在津津乐道地议论，导演对影片风格在喋喋不休的阐释，方家对电影含义在头头是道地述说。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诣。象外之境，这一系列的美学术语历来都是中国古典美学评价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文化界对艺术作品的研究也在追问：“所谓文化价值究竟是指少数圣贤经典中所记载的理想呢?还是指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实际倾向?”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答案，笔者渴望听到的是《建国大业》，主旋律震荡后将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袅袅余音? 　　 　　其一，超越战争的和平，以谈判体现实力理念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曲折前行的“双调变奏”，战是为了和，和是消弭战。无庸讳言，20世纪中叶的这四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最空前，也是最后一次的国内战争，尽管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战争性质已有定论：但是饶有兴味的是，影片是以抗战结束后的“重庆谈判”为开端的。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议”，但是蒋介石集团靠着美帝国主义的后台。仗着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还是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到了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又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苟延残喘；不论是蒋介石发出的“重庆谈判”，还是李宗仁倡议的“北平和谈”，目的不外是想借助“谈判”来实现超越战争的和平，尽管这两次“谈判”的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但是，中外历史早已证明了：对手之间的“谈判”是以实力为前提的。这些凝聚着社会历史的东西，让所有观众“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而言，影片无不警醒我们，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地球上。富有大国责任的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努力超越战争实现和平，赢得安定的局面，难免要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忘记的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实力，――不论是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还是文化和制度的软实力。 　　 　　其二，超越政治的和约，以协商体现规则意识 　　 　　战争是有硝烟的政治，政治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说谈判是政治目的的强硬表达，那么协商就是政治意识的平和实现。影片《建国大业》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国共的谈判。而且生动记载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协商。真实性是文学的首要标准，“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说前者的谈判是无规则的貌合神离，那么后者的协商就是有规则的肝胆相照。影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纪念人民政协成立六十周年，那么中共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乃至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不得不成为它要交代的历史。影片再现了1946年2月民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而导致的重庆较场口血案，也表现了这年10月蒋军侵占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后，得意忘形的蒋介石当即下令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的闹剧。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会议，影片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表达对民主党派领袖、社会贤达和爱国人士的礼贤下士，甚至虚位以待，在国歌和国旗的讨论上更是广泛征求意见，虚心听取建议。只有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才有超越政治的和约，这部电影是否意味着，不论什么样的时代和社会，也许政治内容是变化的，可是和约形式是不变的，而平等对话的协商，正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规则意识。 　　 　　其三，超越利害的和解，以情意体现团结胸怀 　　 　　《论语》：“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提倡“痛打落水狗”的鲁迅也曾唱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四年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战争，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的陈述：“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会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