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大晟乐章》与江文也的音乐理想.docVIP

《孔庙大晟乐章》与江文也的音乐理想 　　江文也，作曲家，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１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祖籍福建永定县，１９１７年随家移居厦门，１９２３年移居日本东京。１９３６年以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柏林第十一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特别奖。 　　江文也１９３６年６月中旬到上海、北京旅行。这次旅行促使他的中国人的意识与情感强烈地迸发出来。１９３８年，他从日本来到中国，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理论作曲课程。自此以后，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意识开始了新的音乐创作，并努力去寻找一种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音乐，一种民族乐风。“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虽然体裁不同，题材各异，但其中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音乐中的民族寻根倾向和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在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中，既有西方音乐作曲理论和技巧的深厚功底，又有现代感，更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民族风格”。① 　　１９３９年，他继创作出钢琴曲《北京点点》之后，又创作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大型管弦乐曲《孔庙大晟乐章》，这部乐曲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而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江文也来讲，这部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他在民族意识上已从一位‘日本的台湾’作曲家开始转变为一位‘中国的台湾’作曲家了。这部作品无论在中国近代音乐创作，以至于世界现代音乐创作中，都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部作品。”② 　　１９３８年江文也参加了北京的孔庙祭奠，当时整个祭祀的仪式过程，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要用西方的、现代的交响乐来表现儒家传统的礼乐精神，表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神韵。 　　这部乐曲具有缜密的结构，分为六个部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表现了祭孔仪式的完整过程。各乐章之间的表情、节奏、速度差别不大，只有行板、慢板和广板，曲调上多采用长或稍长的节奏，曲调线的音程关系接近于吟诵的音程范围，所用的全部音高，是传统祭孔时所用的Ｆ宫五声音阶。一部长达半小时的六乐章管弦乐只用五个音，没有转调，不用变化音，没有复杂的旋律线，和声上用的是五度、三度和它们的转位四度、六度和音，曲式自由，按音乐的自然结构原则，或首尾主题曲调相呼应，曲式结构上没有强烈的对比和跌宕起伏，也没有高潮，而是方整、平缓的结构布局。在配器上，乐队的音响效果追求民族乐器的色彩。如此多的音乐技法限定，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江文也在写作中所运用的主要技法是突出多声部多样式的复调技术和丰富的配器手法，由此产生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管弦乐的恢宏、庄重、肃穆、悠扬的音乐。 　　作品遵循“中和之声”的创作原则，呈现出肃穆庄严、沉静单纯、简约主义的艺术风格。音乐好像在潜移默化中，进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世界，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境界。有学者评论道：“它关注的焦点毋宁在天人边界及历史接缘的灵魂深处。此时，大音希声，但五音俱备。它的构造虽然简朴，却蕴含最缜密的能量。江文也这种音乐美学不能仅从音乐的角度思量，它显然与江文也本人的宗教情感与形而上学思维分不开，笔者认为此一美学的思想源头当来自儒家?穴尤其是《乐记》?雪。”③ 　　江文也认为音乐最高境界是“礼”和“乐”的完美统一，是礼乐精神，是“仁”的精神。这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音乐。孔子所倡导的“乐”是美与“仁”的统一，“乐”中有“仁”，“仁”中有“乐”。“乐”是“仁”的表现形式，载体；“仁”是乐的意蕴、内核。这就是艺术与道德的统一。《孔庙大晟乐章》体现了江文也音乐创作的终极理想，以现代音乐技法来实现一个最古典也是最前卫的音乐想象，更是一种传统文化想象。该乐章是既与西方现代音乐家对话又尝试把握古代中国雅乐神韵的新型音乐创造，让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在《孔庙大晟乐章》里交相对话、呼应，江文也希望用这样的乐章来重塑他的传统想象。 　　江文也在抗战期间两项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创作了管弦乐《孔庙大晟乐章》，二是在完成该乐曲两年后的１９４１年，根据这个乐曲写出的理论著作《孔子的乐论》（又名《上代中国正乐考》）。前者是实践文本，后者是理论文本，二者相互阐释、相互佐证，具有一种同构的互文性，二者共同表征了江文也的音乐理想以及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想象。 　　江文也在《孔子的乐论?序言》中就写作该书的动机、目的写到：“在中国，‘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而且，‘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因此，透过本书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凭借‘乐’的论点，以它为线索，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化。”这就是说，他秉持了一种大音乐观，是以音乐为凭借、为根据、为线索，意在考察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他在书中描绘出一个极具音乐家风范的孔子，“更想将他的音乐事件与近代的音乐事件结合起来，并且一一论述它们的关系。”④由此看出，江文也首先是以音乐为切入口，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其次是接续这个传统脉络，思考传统与现实的承继关系。其中有个现实的时代的相似处，就是江文也和孔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