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高兴》的娱乐表达.docVIP

阿甘：《高兴》的娱乐表达 　　受访/阿甘 采访/本刊记者 王陈 　　 　　我绝不用“暴笑”什么的，因为暴笑是很匠气的。《高兴》是快乐的电影，全片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广告语都是“快乐上映”，我们不叫“暴笑上映”。 　　 　　阿甘导演主要电影作品： 　　《燃情狙击手》《古镜怪谈》《考试一家亲》《闪灵凶猛》《凶宅幽灵》《非常浪漫》《天黑请闭眼》《时差七小时》《大电影1之数百亿》《大电影2之两个傻瓜的荒唐事》《高兴》 　　 　　喜剧需要生活的积累 　　 　　大众电影：您以前拍了很多恐怖悬疑片，可是从前年贺岁档的《大电影1》开始，您开始专注于喜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阿甘：我一直是一边拍片，一边想自己适合拍什么。我是从《考试一家亲》开始拍喜剧的，那时就觉得拍小人物我还挺有感觉。我之所以喜欢拍悬疑什么的，其实跟我的生活有关系。拍《考试一家亲》这样的小人物，需要一些生活的积累――我的生活其实不是特别适合，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特别平淡枯燥，非常简单，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拍所谓的悬疑片，就是闭门造车，挺适合我的，不用跟别人打交道，也不用搜集什么资料。 　　但是拍着拍着就发现有问题，走不下去了。创作环境不适合这种类型的电影，我们有种种的限制，血啊犯罪啊，这类电影不可能不涉及。所以现在这种环境下，喜剧可能是比较好的选项。当然喜剧也可以有很多种，有古代的，也有直面现实的。但它的好处在于，总好过你拍一个直面现实的正剧。喜剧不那么直截了当，喜剧有点迂回，在嬉笑怒骂之间，有点那个意思。 　　 　　大众电影：从《大电影1》《大电影2》到即将在今年贺岁档上映的《高兴》，你的喜剧一直在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 　　阿甘：一个导演当然也可以拍那种完全不着四六的纯无厘头喜剧，可我通过这些年做电影发现，内地电影要生存，它必须面对这么大的国家要发生的事情。可以有纯娱乐的电影，完全不理现实，但中国社会的特点，也是大国的特点、文明古国的特点，那就是就算平时聊天，一不小心也会聊到现实和政治。不是说有政治觉悟，而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几千年下来肯定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电影很多倾向是，创作人员也不愿意搞那种特别纯娱乐的东西，总希望借助自己的作品传达某种情感。 　　大众电影：但你之前拍的那些恐怖悬疑片，和当下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 　　阿甘：这跟制片的方法有点关系。以前内地市场不好，我们很多片子都争取合拍。基本上我之前的片子在拍摄前已经有些海外销售了，你得根据海外的要求做一些调整。实际上我的片子――不光是做导演，还包括监制什么的，我经手了21部电影――大多数都有海外投资，但是慢慢的，内地投资越来越强。以前一部合拍片海外投资总要占到50%甚至更多，内地大概只要出30%就可以拿到大陆的版权，70%交给海外。这个比例逐年在改变，从我1995年入行起，海外投资的比例逐年在递减。到了现在，我看能有十分之一这样一个比例就算不错了。比如投资1000万的电影――我指的是比较本土的电影，不是特别明确的类型电影，比如说武打什么的――能在海外卖100-200万元之间，已经算是很好的成绩了，那它的海外投资比例也就是10-20%之间。所以我的这个转变和制片方投资方有一点关系。 　　大众电影：更多考虑内地观众的需求，对你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更大更自由的创作空间？ 　　阿甘：不一定自由，但更得心应手一些。因为毕竟对这里更熟悉，我可以加入更多我熟悉的文化元素、风土人情。比如刚拍完的《高兴》，讲的是破烂王。这样的东西以前看上去非常的不商业，但那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内地有内地独特的文化，我们可以让这种题材商业起来。我们的商业有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非得是外国那种标准。 　　 　　导演就是做选择 　　 　　大众电影：从《大电影1》开始，你的电影里常能见到一些正在流行的文化元素。《高兴》在宣传阶段就打出了“山寨版歌舞片”“最雷人服装秀”这样的宣传语，“山寨”“雷”都是现在正流行的网络语。这么做是因为你个人的偏好？ 　　阿甘：你要找到跟现在看电影的人沟通的方式，是吧？你必须要捕捉这些流行的元素，这样大家沟通起来，才更像一伙儿的（笑）。 　　大众电影：“山寨”也好“雷”也好，是在影片拍摄时就已经明确的风格定位吗？ 　　阿甘：《高兴》是后期宣传的时候，我们给负责宣传的人看电影，他们产生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很好，挺有意思，可能影片中也透露出那种信息，被他们捕捉到，然后用现在的语言词汇诠释了一下。拍的时候不会想，至少《高兴》不会想这些花哨的事情，因为《高兴》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东西。我觉得《高兴》是唯一一次让我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投入的电影，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考试一家亲》的时候还是有点支离破碎，《大电影2》隐隐约约有一点，但是不强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