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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 　　笔者在《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一文中论证了唐典记载在这种制度下以都城长安为中心，一千五百里路内外在籍官属乐人从幼年被征调到京师习艺、轮值轮训，15年内不断上上下下，学就一身本领，其中部分人回到各地方官府为用，从而保证了自上而下在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律调谱器曲)主导脉络层面显现的相通、一致性。从地方官府中征调在籍官属乐人到京师习艺十数载，回到地方官府中依旧是为在籍者，如此在多层面上下相通，导引出地方官府中在籍乐人的管理和其所承载乐之使用等诸多问题。 　　中国音乐史研究，将目光主要聚焦在宫廷，而将宫廷之外的用乐统称为“民间”的认知应引起大家的反思。如此会给人以国家制度下的用乐是为宫廷所设，宫外用乐则是“民间”的松散样态。的确，作为宫廷之用乐更具权威性且引领潮流，并有大量文献加以记载，比较容易把握，但研究者所忽略的宫廷之外依旧是为国家制度下用乐的重要组成。各级地方官府中究竟如何用乐、用怎样的乐；其所用与国家制度下宫廷用乐有着怎样的关联；如有关联，应该从哪些层次和层面上加以认知。作为封建大一统国家在诸多层面都有着相对统一性，上下相通性，在用乐层面限于宫廷显然说不通。恰恰是既有认知导致了我们对音乐史许多问题的把握上出现偏差，成为研究裹足不前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 　　专题研究宫廷附加京师的用乐制度十分必要，但仅限于此则反映出学术局限。对于传统乐文化，如果忽略了音乐形态必须有活态传承，忽略了作为国家体制下各级地方官府必须依制使用礼乐与俗乐则是为研究理念缺失。将宫廷之外的用乐全部归入“民间范畴”，显然是对国家体制下用乐缺乏整体把握。本文刻意强调国家用乐体系中礼乐与俗乐两大门类其主流形态以制度与功能为保障，在各级地方官府中须普遍性地设置相关机构以为支撑，从而形成国家意义上用乐的体系化和网络化。宫廷用乐虽具特殊性并引领潮流，但从国家意义上考量，其地方官府所用礼乐与俗乐在主导层面上必然保持与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相通、一致性，地方官府所辖官属乐人在为官府服务的同时也服务于社会，如此形成“国家在场”的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用乐主导层面的有序；正是地方官府中用乐机构诸如府县教坊、诸州散乐、乐营、衙前乐的存在，这些具有机构意义的单位形成网络化的同时，亦将在各地创造的相关内容加以吸纳并融入体系之中，经过规范后由这个体系返播全国。抓住国家制度下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用乐承载群体的环节，可以扩展研究领域，并对既往不能够有效解释的问题重新认知，这就是在宫廷与民间之间把握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及在籍官属乐人用乐承载的意义。乐籍与在籍的乐户是一种国家意义上在各级地方官府的普适性存在，在一千又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这个专业、贱民、官属乐人的社会群体，以国家制度为主导承载着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发生与发展，在礼乐与俗乐两大系统中是为主体的把握。 　　在国家乐籍制度地方官府中有用乐机构和官属乐人承载的理念之下，将与地方官府相关的乐籍文化关键词输入《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一个相对整体的印象便可显现出来。这些词语是：乐籍、乐户、乐营、营户、营妓、营伎、官妓、官伎、乐妓、乐伎、女妓、女伎、女伶、官娼、官倡、郡娼、郡倡、妓籍、娼籍、府县教坊、诸州散乐、府县散乐、官鼓手、衙前乐、本品鼓吹、一品卤簿、二品卤簿、三品卤簿。这些词汇从数百条到数条不等。还应该把握的是，输入“乐人”、“乐工”一词，在官方语境下表述者有数千条，涉及地方官府亦占相当比例；在乐籍语境下的“女乐”一词亦有数百乃至千条。这些词语所涉及的典籍涵盖官书正史、野史稗编、笔记小说、集部典籍、地方志书；时间跨度除“营户”可达《晋书》外，其余均在南北朝以降直至清代的空间之内。如此形成一个纵贯一千又数百载、显现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官属乐人存在的状况。其实单就“教坊”一词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作为地方官府而言者： 　　《明皇杂录》载：“唐玄宗在东洛，大?T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每赐宴设醣会。则上御勤政楼。……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 　　(明)“又有陈义者，阴庇铁尚书铉二女脱教坊籍，亦义士也”。(《江南通志》卷157) 　　(南康)“教坊承户不容市肆，庶几称古淳风”。(《江西通志》卷26) 　　“指挥使华嵩与蔚州中官王振妊争娼，当杖赎。特命党其首漆之，枷教坊门克大同卫军”。(《山西通志》卷230) 　　(成化十九年播州)“设教坊司。以伪阉官掌其事，虏良家庞兆期女胜正福等一百余名充女乐，教习杂剧。”(《四川通志》卷20) 　　这东洛周边三百里“府县教坊”之声乐由县令和刺史带来赴阙，所谓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