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五种个性化尝试模式.doc

现代书法五种个性化尝试模式 我们在此处提出五种尝试模式，它们分别以五位书家作为代表。检讨‘下这五位书家何以都追求个性化风格形式，而他们又因为不同遭际、不同出身、不同性格、不同兴趣或专攻，种种区别，找到了各自相异的发展轨道，我想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民国时期注重风格形式一系列书家的大致情况，还有助于我们反过来与“学者风”书法进行对比，从而了解“学者风”书法的艺术价值。当然，更可以从此中探讨一些更深刻的理论问题如历史规定、时代条件等等。即使是对于深人理解于右任、沈尹默的贡献与作用，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齐白石—性格启示 齐白石出身于湖南湘潭杏子坞星斗塘，世代为农。早岁因家境贫穷，当过十多年牧童、木工，直到27岁时，才与当地的文人、画家们有了交往。从旧时的文化人标准来看，他可以算作地道的土里土气的农民。直到他晚年，这种土气还是不断地反映出来，成为一些回忆录中绝妙的掌故材料。 因为土气，他对干文化人圈子中那些习惯成俗的规矩与看法可以毫不顾忌.纵横冲突我行我素，《往事示儿辈》诗云: “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但也可见出他不谙规矩的自得其乐。启蒙既晚，又是囿于乡里，当然没有那么多繁文褥节。“樵歌何用苦寻思，昔者犹兼白话词”，这是他的作诗态度。“予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义，不为幕、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神。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这是他治印的态度。针对领域虽不同，而态度则一:不欲以古之规矩害我之天性。我们可以把此看做是齐白石的基本精神。 作诗、治印如此，绘画是齐白石的最擅场处，当然更是如此。据记载，齐白石以《天发神谶碑》笔法人印，是在58岁庚申时。那么，他的篆书取顿笔直下露锋收尾的独特线条处理，应该也相近于庚申。正当1920年左右。此后30年间，他一直以这种独特的篆书应世，并与他的绘画、篆刻一起，成为齐白石总体艺术风貌的有机组成部众当然，终民国之世，齐白石的艺术虽已定型，但他的声誉盖世主要还是在建国后。而且他主要也还是个国画家，印章也负有盛名，书法可以说是第三位的次要项目。因此在当时，还很少有人对他的书法进行专门评价。但我以为，他的篆书笔致泼辣，风格雄健，取《天发神俄碑》线型，使他独占新态，其气势绝非寻常津津二王辈所能想见。当然，气势雄强背后也还包含了一个用笔、结构还有欠丰富的不足，但仅以创新这一项论，他已足成大家孔 更令人惊讶的则是他那些信手拈出的行草。笔致潇洒，于无意中处处见出法度，而又找不出具体的家数。相比之下，我以为他的行草更胜于篆书，因为篆书还有稍稍牵强之处，而行草因为得之无意，一派天机，更有出神入化之妙。我们看到，齐白石的篆书大胆开拓是出于他蔑视成法的性格，而他的行草炉火纯青更是出于他出身田家的天然性格。有如前述吴昌硕的“耕夫”身份对其艺术的影响一样，对齐白石的成功，对他的独特书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我们概括为“性格启示”一一并不是其他书家就没有“性格”作用，而是齐白石相对地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二、李叔同—哲理启示 如果说，我们在齐白石的书作中看到一个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性格在活跃，那么在李叔同的书作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涵义:一种宗教气氛。 很难说李叔同的个人性格中有什么截然与众不同之处。风流调镜的少年公子与静居默想的得道高僧;男扮女妆演《茶花女》，开创中国新话剧，倡导最早的人体写生，以及大写言情诗·一最终却蜕化成一个清瘤的老钠形象，其间的转换实在是匪夷所思，要从中寻找出一以贯之的性格特征自然太难。 以之类推他的书法，却使我们着实惊叹。他的书法居然能喷发出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枯寂的境界、散淡的笔致、静谧的趣味、古穆的结构……使观者恍若步人莲花界，在清静的佛教殿堂里收束七情六欲，在一片静幽之中体味着人生意义的众相，悟道参禅，打坐蒲团，闭目玄想，嗯 ! 李叔同修的是律宗。与酒肉和尚的呵佛骂祖完全不同，他是苦修今世，以身事佛，而且不但只为自身，还要在玄想中悟出佛家真谛，开宗立派，诲谕来者。这自然与天然性格毫无关系，相反却是绝对压抑性格的，但它却迫使李叔同更多地投身干宗教氛围中，用思想、用悟性去接纳世间万象。于是，就有了他对书法的独特理解:狂躁轻挑不要.故为雄强不要;柔媚轻靡不要;布如算子也不要。他要的只是最吻合律宗的那种境界:收敛、沉静、古穆。当然，应该说不是他找到了这种书法形式，而是他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玄思与哲学思考创作(或蜕化)出这样的形式。 李叔同的书法一般不根植干他的性格，但却明显地根植于他的哲学玄思，是他所从事的宗教活动成全了书法风格。在民国书法史上，像他这样的范例还绝无仅有。因此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