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放妻书》研究综述.docVIP

敦煌《放妻书》研究综述 　　［摘要］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批唐宋时期的离婚文书――《放妻书》。现已发现有英、法藏10件，俄藏2件，共12件。在敦煌学已走过百年学术历程的今天，有必要对前贤们的研究予以整理和总结，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敦煌遗书；《放妻书》；婚姻关系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6-02 　　 　　敦煌遗书中有一类关乎婚姻离异的文书――《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离婚书。因为唐以前的离婚书皆未流传下来，因而敦煌《放妻书》的发现就显得尤为珍贵。随着人们对敦煌文献价值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学者们对其整理和研究工作日益重视起来，对于敦煌《放妻书》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敦煌《放妻书》的整理辑录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下文就相关研究成果略加整理和介绍。 　　对于敦煌《放妻书》的最早介绍和研究，应该是日本敦煌学家仁井田升。他在1941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宋时代之离婚书》和 1942年刊行的《中国身份法史》等著作中对敦煌《放妻书》都有所涉及和研究。仁井田升主要是联系奴婢《放良书》，论及良贱制度，认为《放妻书》同样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这其实是片面地理解“放”字之意。“放”在奴婢《放良书》中是“免贱为良”之意，而在《放妻书》中则只是解除原有关系之意。仁井田升的观点虽然有所偏颇，但他最早向世人介绍了敦煌《放妻书》，其贡献自不待言。 　　我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的整理研究方面，对社会历史类文献涉及很少。直到1983年，我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举行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高国藩在会上提交了论文《敦煌民俗学简论》，提出了“敦煌民俗学”的概念，人们才对社会历史、民俗等类的文献逐渐关注起来。但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简论》的婚俗部分并未涉及敦煌《放妻书》，也未讨论敦煌民间离婚风俗。1989年，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一书出版，才奠定了国内敦煌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第十三章涉及敦煌民间离婚风俗，主要以S.0343、S.6573（1V）和S.6573（6V）三件《放妻书》和S.5706《放良书》为依据，探讨了敦煌离婚是平等式的，离婚不需官方干预。虽然受传统道德观念约束，但离婚原因主要为夫妻感情不和。在其此后的著作《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和《敦煌民俗资料导论》中，高国藩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对《放妻书》只是进行了初步分析，未与唐代社会风情和婚姻律例等相联系而进行深入探讨。但毕竟在国内属首次涉及敦煌文献的民俗研究，不仅开创了敦煌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虽然在《敦煌资料》第一辑、《敦煌宝藏》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卷3《契约文书》(1986～1987年）中也涉及《放妻书》的整理和校录研究，但比较零散。直到1990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中才发表了当时所见比较完整的7件《放妻书》，即S.0343V、S.5578、S.6537（1V）、S.6537（6V）、P3212V、P4525和P.3730V。这是对《放妻书》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整理释录，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便利。1993年，谭蝉学《敦煌婚姻文化》一书出版，其中的《敦煌婚姻文化真迹汇录》部分录有5件《放妻书》，即S.6537（1V）（据S.5578校录）、S.6537（6V）、P3212V、P4525和S.0343V。主要依据《敦煌宝藏》和《敦煌遗书总目》录文，似乎未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之《放妻书》录文。并在《敦煌婚姻文化概论》部分探讨了敦煌婚姻的离异情况（其中又涉及S.6417V）。作者认为称离婚曰“放妻”与敦煌当地习俗有关：首先与敦煌“放良”之风有关，反映妇女地位的卑下，另外和佛教放生等有关。同时指出敦煌《放妻书》反映了和离、两愿离的气氛。作者对离婚缘由做了分析，认为其合乎“七出”的条件，主要是夫妻不相安谐、双方感情不和，还有多谪造成的恶果等。另外，还探讨了离婚的程序，即会聚六亲，立下《放妻书》。涉及离婚后财产的善后处理，经双方协商决定。最后，作者认为离婚文书末尾的祝福之词只是一种礼节或执笔人的良好愿望而已。该书对《放妻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基本涉及各个方面，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来的专题研究成果《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和《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等著作多继承和扩展了这一观点。 　　1999年，杨际平发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一文，可以说是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作者依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的7件《放妻书》展开研究，认为这些文书反映的是10世纪前后敦煌民俗婚姻关系与婚姻离异情况。首先他认为《放妻书》与《放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