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的“内阁”到清朝的“军机处”[人教版][上学期][原创精品].docVIP

从明朝的“内阁”到清朝的“军机处”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中学　　梁军峰 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为了有效地对地方政权进行控制，实行了行省制度。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中书省的长官宰相的权力越来越大，到元朝后期，有时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一方面沿袭元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丞相的权力。1376年，明太祖进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废行省，权分三司”，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丞相的权力更大了，明太祖对宰相制度的疑虑也增强了。偏偏这时的左丞相胡惟庸飞扬跋扈，骄恣擅权，1380年，明太祖以谋反罪杀了胡惟庸，同时下令裁撤中书省，皇帝直接统领六部。自秦以来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中央权力的分散加强了君主的专制。 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处理政务时没有了助手，“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①，明太祖便设置殿阁大学士，随侍左右，仅备顾问，并不参与机要。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后，在全国选拔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值宫内的文渊阁，对他们放手重用，可以参与机密事务的决策。“内阁”之名出现。但这时内阁学士的品级仍很低，六部奏事也不通告他们。 明成祖后，不是因为皇帝年幼，就是因为皇帝懒政，要么是因为内阁与宫内太监结党，内阁的地位和权力有了明显提高。内阁政治地位的提高集中体现在掌有了“票拟”权。明宣宗经常到内阁，让阁臣对奏章“票拟”，然后审定，交太监朱笔抄写，称“批红”。明英宗时，内阁“票拟”成为一项制度。内阁可以通过这一制度影响甚至左右皇帝的决策。 起初，内阁大学士仅是备顾问的辅政人员，品级和权力比六部尚书低的多，六部奏事也无需通过内阁。但后来的内阁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更兼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先请示内阁大学士。“……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和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②，事实上部分地恢复了中书省统帅六部的体制。 明朝皇帝担心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设立司礼监太监进行牵制，这样又造成明朝太监乱政现象。而且一旦阁臣与太监勾结，对皇权更是致命的威胁。伴随着内阁制度的发展，“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不过，内阁制度和宰相制度在本质上还是不同的：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国家一级行政机构，阁臣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皇帝对其的好恶。 清朝初年，沿袭明制设置了内阁和六部，但内阁仅负责处理日常事物，“票拟”之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凡军国机要重务都不经过内阁票拟，而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策划方案，最后由皇帝裁决。”③。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是一种军事民主合议制度，对皇帝独裁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也容易出现议政王大臣恃权欺君的状况。顺治帝去世后，年幼的康熙继位，议政王大臣鳌拜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1669年，16岁的康熙果断逮捕鳌拜，开始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对皇权地威胁。1677年，康熙帝设南书房，挑选一些亲信入值当班，名为陪读，实际是参与机要。很多重大事务不再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改由南书房办理，甚至直接收纳各地的密奏小折，直接行使皇权。南书房就是御用的秘书班子，它的出现，限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 雍正帝继承并发展了康熙帝的做法。他使密折制度普遍化，凡属于密办之事，皆令官员使用奏章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答复，发还上奏人执行。从1726年开始，为了满足对西北用兵保密和安全的需要，雍正帝设立军机房，在宫内办公。1729年，改名为军机处。军机处是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后，它就成为辅佐皇帝工作的主要办事机构，一直到清末改设内阁总理大臣为止。军机处设置后，南书房不再参与机务，1898年南书房被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是名存实亡，成为不当权的贵族爵位挂靠之地，到1792年被撤销。 军机处的人员都由皇帝钦定，没有专职官员，大多是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挑选，让其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回归原来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处比较注意保守机密和工作效率：不许使用书吏办事，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外人严禁进入，太监也得退出；皇帝审阅各地密奏后，军机大臣按皇帝的意思拟好诏书，交皇帝审批，然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及地方机关执行。皇帝所到之处，军机大臣随侍左右，仅备顾问，“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④，更不得私自交接其他官员。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从明朝的“内阁”到清朝的“军机处”，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加强君主权力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宰相具有两大职能：百官之首和皇帝的助手。宰相制度去除后，封建君主想找到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仅保留宰相作为皇帝助手的职能，严格杜绝“皇帝助手”演变为“百官之首”的可能，也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的辅政机构，但不允许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