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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的社会基础 作者：王明前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08年04月12日 由《叫魂》一书征引的案例可以看出，叫魂引起的恐慌是社会性的。民间对“叫魂”妖术的迷信，总是伴随着欺骗、偷窃、懒惰，以至于道德沦丧和犯罪。对叫魂妖术的恐慌是对污秽的历史沉积的恐慌。1768年的叫魂大恐慌，就是这种历史沉积的总爆发。与“社区生活”者相对峙的“赤贫者”，特别是特殊的游惰阶层，是造成社会混乱尤其是产生1768年叫魂大恐慌的土壤。“欺骗性”是妖术大恐慌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欺骗”在当时几乎是连通不同社会阶层的唯一渠道。谁想得到乾隆盛世也会出大乱子？1768年以剪辫为其主要形式的妖术，搅得社会不宁、人心不稳。在十二个大省份的广袤地域里、姓名荣登奏折的百十口子人、曲折离奇的真假故事……妖术引发的动乱使上至君主下到百姓的全社会为之颤动。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先生把这一事件研究得精深剔透，1990年他把这一研究成果以《叫魂》一书公诸于世。他以生动的笔触，描述出历史的真实；以科学的分析，剖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渊源、背景、性质及影响。孔先生的《叫魂》一书是文苑的精华之作。该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方面，打开了足够新颖的一个角落，挖掘到足够精湛的一个层面。 《叫魂》这部书，正像该书简明直捷的书名所警示的，它提出和说明的问题无一不砰然有声地撞击着读者的心。看了《叫魂》，眼界瞬息开阔、思路豁然畅达。兴奋之余，着力写下这篇读书笔记。 一、“叫魂”释名 “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② “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乾隆三十三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叫魂》一书的“叫魂”，本是跟“偷魂”同一意思，是要将人的灵魂偷去、而不是要将魂招回来。 书中，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的。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③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的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 《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地域各异的几起大案子，一一贯串在同一条“时间”的主线上。下面略举数例：④ 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入河(p5)。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p9)。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p6)。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p108)。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p104)。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p203)。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力(p210)。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剪辫嫌犯被抓捕归案。《叫魂》一书把发生在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等地的种种叫魂妖术案有机地穿插在各个章节当中作了介绍。这说明，该书在史料处理上，铺排有序，条理清晰，足见作者的独到功力。 二、的确有人耍弄妖术⑤ 1768年，自浙江德清修水门出了吴石匠等叫魂嫌疑犯后，初步统计，蔓延在全国十二个大省份的妖风卷进了将近六十名姓名确凿的剪辫案犯。可是，不仅后来的“北京会审”、“承德会审”，嫌犯们一哄而起，翻了原供，就是最早的“省级会审”，也已经有不少坚持翻供的案例。翻供是随意的，又是普遍的。例如山东案犯蔡庭章在北京受审时，上刑夹他的手指，他就重复在山东的原供，而一旦松开他的手指，他又再次翻供。⑥“9月15日，大学士刘统勋和他的同僚们从北京向承德行宫报告说，来自山东的供词每天都有新的破绽。”⑦以至后来“在北京，供词中的矛盾愈益山积”。⑧ 孔氏在该书《第八章终结》写到叫魂案的终结：“弘历一行于11月1日回到北京。两天后，他就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⑨先是据9月15日刘统勋的奏折得知，“现有的新证据已使得整个叫魂案建筑于其上的那些供词发生了动摇”，⑩尔后，事实证明这个案子的基础崩溃了，(11)而最终叫魂案得以翻案。——这真是十分稀罕的事！细读全书的案例，“叫魂案得以翻案”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从年初的德清水门吴石匠案发，到直至下半年10月 21日，河南巡抚阿思哈还在呈报附有完整的全省捕人名单的奏折、(12)11月3日山西巡抚苏尔德终因“清剿阻挠尤甚”罪被发往新疆…… (13)叫魂案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