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悲剧”与“悲剧性”.docVIP

论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悲剧”与“悲剧性” 　　一、中国美学理论存在“悲剧”与“悲剧性”审美范畴的合理性 　　 　　中国美学理论中，没有确切的关于“悲剧”或“悲剧性”的概念。那么，本文的命题首先面对的是中国文化中是否有“悲剧”的问题。对此，中外学者持不同的意见，以各自的理论基点纷纷著作辩驳，此问题一时成为学界的一桩公案。 　　我们知道，西方美学理论中“悲剧”的美学范畴是从古希腊美学中产生的，是古希腊美学家在对其文学、特别是戏剧作品的理性考察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狭义上的“悲剧”、“悲剧性”在西方文化史上是指一种戏剧类型，广义上指的是一种美学范畴。 　　黑格尔称悲剧为“艺术的桂冠”，悲剧也一直被西方看做是最高的文学样式。然而，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悲剧是西方世界独有的文艺现象。我国有很多学者持不同意见，如著名学者王富仁认为：“从悲剧意识而言，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不是更少于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全部中国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的这种悲剧意识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建立在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观念之上的。”认为“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悲剧”和“悲剧性”的审美。 　　笔者赞成王富仁教授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都是整个人类自身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任何一个民族精神自我确立的过程，都是以整个人类的生存欲望与实践热情的普遍性作为基础，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这样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不断往复的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永恒的矛盾冲突。因此，中国文化中不可能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式样。笔者认为，学界对“中国悲剧”的质疑和责难大多是由于用西方话语体系来框套中国的文化范式而产生的误读。这种“失语”和“误读”大多是以西方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框架来衡量中国文化，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呈现出的隐喻性、直觉式和诗意化的话语特点。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实质上是认为中国没有亚里士多德理论意义上的悲剧。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美学理论上对“悲剧”、“悲剧性”研究的忽视，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音乐文化缺少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缺少的只是对其存在的梳理与研究。所以，为了重估中国古典音乐文化中的悲剧性价值，很有必要加强对音乐艺术作品“悲剧”和“悲剧性”的研究。 　　 　　二、中国古典音乐艺术作品中悲剧性的分类 　　 　　如果肯定了中国文艺理论中存在着“悲剧”和“悲剧性”，那么它和西方的“悲剧”和“悲剧性”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二者建立在不同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 　　西方美学理论源于古希腊文化中的“和谐”美学，古希腊“和谐”美学建立在希腊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在古代希腊，西方的“哲学”最初是以侧重于对物理学和数学两个大方面发展起来的。因此，古希腊“和谐”美学观是建立在辩证、分析的理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其基本范畴是由一对对矛盾组成的，其审美多偏重在比例、调和、均衡、对称以至“黄金分割率”等事物的形体关系上。因此，古希腊“和谐”美学更强调对立、斗争基础上的矛盾冲突与统一。西方学界视悲剧为最高的文学艺术形态，认为其最能再现人对现实存在的理性思考，将悲剧(性)定义为“是指现实生活中或艺术中那些肯定性的社会力量，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激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从而引起的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 　　中国古代的“中和”美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存在论基础之上。儒家的天人观主要是神天说和道德之天说，其特色是以天宰人或以德合天。认为只有见出大小、比例和秩序，形成融贯的整体，才能见出和谐。与存在论哲学相一致，中国古代“中和”美学观建立在综合、整体的理论思维方式与重情重感悟艺术思维方式基础之上。“中和”是众多因素对立的统一，可概括为阴阳统一、刚柔统一，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统一。因此，中国古代“中和”美学观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也就是对立而不对抗，通过把对立因素转化为比较关系和相济关系，使得对立因素结合在一起达到和谐，也就是所谓的“和而不同”。反映在音乐艺术领域里就是更崇尚一种“追求‘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统一”；“要求音乐受礼制制约，成为‘礼乐’”；“以‘中和’一‘淡和’为准则，以平和恬淡为美”的创作原则。那么，中国的“悲剧”和“悲剧性”又怎样在艺术中得到宣泄和补偿呢?中国美学家认为悲剧在中国古典文艺中主要以“悲态”的形式再现。“悲态，是一种偏离的悲，是感到人与社会、人与宇宙对立时的悲，是带着询问的哲学高度的悲。” 　　笔者认为，“悲态”反映在中国古典音乐艺术中，以三种形态为存在，即悲壮性音乐、悲愤性音乐和悲悯性音乐。我们知道，由“悲剧性”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