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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观众的力量 　　电影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不可能离开电影市场的商业性，不可能离开“抽象”的观众和“具体”的观众之间的平衡。 　　接到纪念钟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讨论会的邀请信，才突然发现钟惦先生其实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电影界当然难免是个名利场，每天都热热闹闹，但遗忘得也很快，很多人和事如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但钟先生确实是我们不应该忘却的存在，是超越在这些热闹之外的，其实也就难以被遗忘。二十年过去，中国电影的一切都变了，但这位电影理论批评的老前辈仍然是非常值得我们怀念。 　　当年我还是个学文学的研究生，无缘与钟先生相遇，会有许多和他多有过从的前辈怀念他的高尚的人格和精神的魅力。但对于我来说，钟先生其实就是和那一篇名垂中国电影史的名作《电影的锣鼓》连在一起的。这篇写在1956年的文章当然今天已经是中国电影批评的经典之作。我还记得1981年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当代文学史”的老师的要求下一页页地翻旧的《文艺报》看，以便对于“文学史”有一种真正的历史感。北大的现当代文学史有关注旧期刊的传统，为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对于文学史的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种对于旧期刊的浏览是北大文学史教学的最重要的特色吧。今天想来当时似乎有点浪费的时间都是有用的。我当时读到钟先生的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印象其实首先是好的文笔。钟先生的文笔确实好极了。当时我就非常着迷，反复默诵，来体验那如同大河般的论辩的气势。我马上复印了这篇文章，回去反复玩味，觉得钟先生文章的那股“文气”确实不可企及。 　　后来我也试着模仿过钟先生的文笔，但总是觉得还差得很远，写不出气势来。其实文笔的力量还是来自文章实实在在的内容。钟先生的好文笔还是来自文章对于中国电影的真正的关怀和他对于当时中国电影问题的敏锐观察。今天我再重读，还是为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电影的拳拳的关切和来自钟先生的直觉的思考所打动。可能在理论方面我们今天的“知识”比钟先生当年有所进展，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也完全超出了钟先生当年的想象，但这篇让钟先生遭遇了艰难的文章其实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电影和它的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电影必须面对的。这篇文章也就有它的独特的当代的价值。 　　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电影发展的一个最为关键，也最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钟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看得这样深入和透彻，讲得这样清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钟惦先生当时在文章中提到了弥足珍贵的中国电影的传统的问题。他点明，这其实就是电影和观众的息息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中国电影赖以生存的关键的支柱。“丢掉了这个，便丢掉了一切”，钟先生的斩钉截铁的表述是如此地有力。钟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如此地尖锐和如此地有趣：“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被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事态的发展让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对立起来。” 　　其实钟先生所看到和阐释的是，电影从来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理想”的观众，这种理想的观众仅仅是一种“抽象”。电影的观众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趣味高蹈或者精神高蹈。电影的观众其实还是“具体”的现代的“市民”，他们是买票的人的集合。钟先生将他们“具体化”之后，就会发现不管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还是处于“现代性”的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如果他们“普通”，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将他们“抽象”时那样“理想”，他们就会有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趣味，这些都肯定未必完全合乎我们的理想，甚至也未必合乎观众自己的“理想”。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状况，观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和我们召开座谈会的时候，谈到的喜欢的电影，却在票房上并没有体现出来他们的喜爱，这时可以说他们是“抽象”的观众。而他们在谈论时并不积极认可，甚至加以否定的电影，却是票房上成功的电影，这时可以说在买票的时候他们变成了“具体”的观众。这并不是“观众”言行不一，而是他们的言行两者都反映了一种真实，这其实就是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也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的丰富和复杂。电影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不可能离开电影市场的商业性，不可能离开“抽象”的观众和“具体”的观众之间的平衡。抽象的“观众”和“具体的“观众”之间的复杂的张力是钟惦先生的这篇经典文章的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 　　钟先生晚年致力于中国电影理论的本土化，尝试用中国古代文论阐释电影。这个路向当然自有它的价值，但今天大家的研究却似乎难以从这个方面深入，但钟先生关于“观众”的“具体”和“抽象”的区分其实有深刻的历史辩证法的光芒，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阐发。 钟先生其实是不朽的。 　　 　　责任编辑/辛加坡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