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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峪关的修筑及其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探析 　　［摘要］嘉峪关是明代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明初政府迫于复杂多变的边防形势，在加强西北游牧民族管理的同时，修建了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本文根据已知史料和研究成果，分析嘉峪关的修筑背景、嘉峪关长城体系的修筑情况，并对明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管理措施、嘉峪关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边防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明代；嘉峪关；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35-02 　　 　　嘉峪关是明代“九边”防务的重要据点之一，在明代万里长城西端军事防御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土城。到嘉靖十八年（1539），关城周围墩台、城障星罗棋布，长城连绵不绝，成为一座楼阁崇立、巍峨壮观的军事城堡。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嘉峪关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完善；另一方面，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边防关系日趋紧张。 　　一、嘉峪关初筑土城与明初政府对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管理 　　嘉峪关南有祁连山，北有黑山，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汉代开始设防，主要利用这一带的山势为屏障，设“玉石障”。唐至五代，在今嘉峪关北的黑山脚下建有“天门关”，“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截敦煌以西悉弃之，以此关为限，遂为西北极边”。[1]自此，嘉峪关成为明政府管理西北边陲的重要关隘，作为“西阻羌戎第一州”的前沿阵地，担负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 　　明洪武五年（1372），嘉峪关初筑，规模并不大，“仅一土城，周围二百二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阔厚丈余，址倚罔坡，不能凿池，东西二门，各有月城。以守备守之，并无长城（边墙）之属”。[2]现有调查表明，内城不是同一时期所筑。 　　明初冯胜平定河西后，虽弃瓜、沙二州，在肃州西面70里的嘉峪关建关设防，但明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瓜州、沙州、哈密等游牧民族地区的管理。为了加强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管理，保证西域往来和入藏的使臣商队的安全通过，在嘉峪关以西，“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时甘州西南尽皆番族，受边臣羁络，惟北面防寇。”[3]七卫“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减轻了西北边防的压力，犹如一道强有力的防线，使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得以安宁。明初设置的关西七卫巩固了西北边防，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并为西域各国的朝贡提供服务，维护这一段贡路的畅通。 　　明政府在设置关西七卫的同时，还在西北边陲游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明前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增强和向西北边疆地区的延伸，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由最初的观望，转而“率土归附”，以获得明政府的承认，曾出现“番夷效顺，西陲晏然”的局面。明政府为了联合这些民族共同反对元朝残余势力，对其实行了怀柔恩抚的羁縻政策，以当地游牧民族首领任职，其官世袭，兼管军民。羁縻卫所制是一项比较有效和相对宽厚的民族管理政策，是明政府“因俗而制”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嘉峪关周边主要有撒里畏兀儿、藏族、蒙古族、回回、畏兀儿、哈剌灰等游牧民族，明政府对凡是归附朝贡的边疆游牧民族部族首领，按部落大小级别，分别任职为都督、指挥使、指挥同州等职务。“肃州卫西去七十里为嘉峪关，又西为古敦煌郡，又有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哈密卫。是三卫，曩时俱授官赐印，俱非我中夏人。如哈密卫曰忠顺王，蒙古、罕东二卫皆都督职也……所辖地方：若苦峪、王子庄、瓜洲、小赤斤并骟马城、回回墓、柴城儿之属，皆分领于指挥、千户，而听于西番都督者。”[4]这些游牧民族地区的首领由明政府任命，代替朝廷进行管理，拥有较大的自治权。 　　另外，在一些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汇的边塞重镇，明政府还设立互市进行交易。“明初设安定……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 [5]当时在西北军事重镇肃州就有互市贸易，“如关东寄住各夷，若哈刺灰、畏兀儿之属……凡遇进贡之年，各夷买京师茶斤段匹，运至肃州，与南北番夷交易，相换马匹牛羊以为利。”[6]明初实行的羁縻卫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政府与西北边陲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嘉峪关建成后100多年来，虽然只是孤立的一座小土城，也起到了保卫西北安全的作用。 　　二、嘉峪关外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与关城防御体系的逐步完善 　　羁縻卫所制度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西北游牧民族，但七卫与明王朝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带有明显的羁縻性，明政府对其管辖不像内地卫所那样严格，各卫所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明政府的号令，时有抢夺西域各国进贡朝廷财物、劫杀明朝使臣和各地贡使的事件发生；各卫所之间为了人口和财产的争夺，也经常发生冲突。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中官乔来喜、邓诚使乌思藏，至毕力术江黄羊川。安定卫指挥哈三孙散哥及曲先指挥散即思等“率众邀劫之，杀朝使，尽夺驼马币物而去”；[7]正统元年（1436），赤斤蒙古卫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