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故事：大器晚成到纵横驰骋.docVIP

濮存昕故事：大器晚成到纵横驰骋 　　濮存昕告诉记者：“每一个角色的内心深处都是极其光彩的，极其生动、鲜活的，我说不出来哪个好哪个不好，都是在那段创作经历中极其真诚的表达。1995年是真诚的表达,1997年也是,1999年也是。《最后的贵族》1988年拍的，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也是真诚的表达，虽然那时好像刚刚出道,但是我回过头来看看,我觉得还可以。你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完成,不是一个完成任务式的表演,你是把你的准备,把你对生活的感受真诚地表达出来。你说演员凭什么干这行,凭什么?凭对生活,对作品,对你要表演的这些人物的理解、想象,凭这个来演。同时你还要具备艺术表现力。理解力、想象力和表现力这三个‘能力’是你之所以能当演员最重要的条件。你没有这三条，你不能当好演员。” 　　 　　戏比天大――人艺院墙下长大的孩子最初思想 　　 　　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为了当演员而来到这世上的。 　　――濮存昕 　　濮存昕说：“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为了当演员而来到这世上的。”1953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是北京人艺副院长苏民。濮存昕是在北京人艺的院墙下长大的。濮存昕说：“我看着人艺很多著名演员从年轻长大，老了，他们也看着我长大。我印象很深的是谁跟谁好，谁跟谁吵架了，谁跟谁是一家子，谁跟谁在台上演过什么戏。那时，我似懂非懂地看话剧，去后台玩，并且和这些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下乡去劳动，一起割麦子，一起在场院里干活。” 　　父亲苏民对戏剧有着执著的追求，对濮存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濮存昕很早就体会到了“戏比天大”的道理。父亲苏民演戏之前习惯不吃饭，濮存昕常常去剧院给父亲送饭。化装室通往人艺舞台有一条长长的黑黑的甬道，甬道的尽头就是灯火辉煌的舞台。但这条甬道是不让小孩子进去的。濮存昕常常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着父亲下场，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以后的生活会与舞台息息相关。 　　濮存昕的小学生涯是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度过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濮存昕被认为是一位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人让他做一些表演。如朗诵革命诗歌，濮存昕至今还记得他曾经朗诵的一首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濮存昕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表演的快乐是那年快过年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老师就让濮存昕穿上自己的红呢子大衣，戴上一个纸糊的红帽子，脸上粘上棉花，扮演圣诞老人。他说什么词都忘了，替老师去发放一些奖品，奖品是一毛来钱的小笔记本和橡皮，奖给在某些学习成绩、手工技术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同学。他的表演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好评，于是其他班也请他去表演。就这样，作为“演员”的濮存昕大大地露了一次脸。多年后，濮存昕回忆此事说：“我细细想起，好像是第一次有一种装扮成一个角色的名义，以角色的名义在表达，你受到了别人的称赞，觉得自己这方面还行。” 　　小学的濮存昕爱玩爱闹，从来没有当过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之类的“官儿”。许多老师回忆起当年的濮存昕说：“濮存昕在学习方面不是很突出，但是他热情，爱帮助别人。”就这样，濮存昕上完了小学6年，当他读初中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学校不学文化课，面对这求知路上的突然断层，濮存昕记忆犹新：“数学就学到小数点儿，物理就学个杠杆原理。”后来他一再称自己的学历是高小水平。记者专门就这个问题向濮存昕提问，他的最高学历难道就是高小吗？濮存昕告诉记者：“在空政话剧团的时候，部队一调查，没有高中学历的文工团干部，有相当大的比例，为了提高文化素质，部队经国家教委批准，由部队艺术学院，搞了一个自学考试的活动，戏剧、舞蹈、音乐，分专业考试取得个中专文凭，这个专业文凭如果改行干别的了，就不算数了。” 　　当他读初中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学校不学文化课，面对这求知路上的突然断层，濮存昕记忆犹新：“数学就学到小数点儿，物理就学个杠杆原理。”后来他一再称自己的学历是高小水平。 　　“文革”开始后，从小爱玩的濮存昕成了红卫兵，成天疯玩，常常几天不回家。1967年初，濮存昕在北京火车站红卫兵指挥部，和大红卫兵一起遣送那些从外地来到北京串联的人。他们把没有介绍信的外地人从旅馆中清查出来，直接送到火车站。相当一段时间十三岁的他几乎吃住在北京火车站。他和其他伙伴经常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孩子一样，骑着自行车闯红灯，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在马路中间穿行。这无忧无虑无法无天的生活让濮存昕感到很刺激、很快乐。 　　濮存昕真正意义上的文艺表演始于“文革”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快板书，对台词，舞蹈，他在街头，在火车站，在天安门广场都表演过。这时，濮存昕意识到自己多少有点文艺细胞。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使全国掀起了爱国热潮，一腔热血的少年濮存昕，和许多知青一道喊着“保家卫国”的口号，去黑龙江插队，就这样，濮存昕在那里度过了8年的边陲农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