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一个“乐派”了得.docVIP

岂一个“乐派”了得 　　“乐派”概念是“流派”概念的派生物。任何文化、艺术的“流派”概念，都是“小文化”概念。这即是说，所谓文化或艺术的某一或某种“流派”，必然都是某一整体“大文化”或整体艺术中的支流、支派，其内涵绝无“整体”、“整合”的含意。“流派”概念概括的只是整体中显现出的局部特征，否则就不成其为是一种流派了。因此，音乐流派中的“乐派”，也只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体音乐文化领域中的其种局部性内容或某种类型独特风格特征的概括标显，这在学术界和音乐学界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通行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一认识前提，那么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形象的某一文化（艺术）领域的整体内容，一般都不宜将之“统”而论之为“流派”或“乐派”，如果还是将之作为一种指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大方向的“学术性”、“理念性”定位或倡议公开提出和发表，那就显得更不严谨和缜密了。 　　 　　一 　　 　　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常见的“流派”概念使用状况为例，所谓某种音乐文化类型中的某些“流派”，其基本特征或说是音乐“流派”能被大众约定俗成认可或为乐界、学界总结的基本标识，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音乐流派的地域化特征显现。中国民族众多、幅员广阔，不同地域中生存、传播的音乐文化，因其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故而形成不同的音乐风格。其中同一音乐类型和品种，因在不同地域中生存、传播而滋生出地域化风格差别，即常常被乐坛、学界称为“某派”“某派”，如中国筝乐界针对传统筝曲的地方音乐风格差别，通常就有所谓山东筝派、河南筝派、内蒙古筝派、东北筝派、浙江筝派等不同“流派”区分；清代文人音乐家李芳园，在其琵琶传统曲目的汇编中，对其曲目的类型和风格差别，也有影响不小的“南北派”分法；而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国粹”古琴及其琴乐，在琴乐界则更是早有地域化流派分野认识，此即所谓“金陵之顿挫，中浙之绸缪，常熟之和静，三吴之含蓄，西蜀之古劲，八闽之激昂”（黄晓珊《希韵阁琴瑟合谱》），仅江苏地区，明清之际即有著名的“虞山派”和“广陵派”之分；至近代，全国范围内也有所谓“浦城、泛川、九嶷、诸城、岭南”诸派之别。总之，这些出现在传统音乐文化各分支类型中的“流派”概念，都是地域化音乐特征的一般性概括。 　　二是音乐流派的个别化特征显现。中国传统音乐类型品种多样，地域风格各异，同一音乐类型或品种的操纵主体“音乐人”，因其文化涵养不同、生存状态不同、传承谱系不同，其表演、歌唱和演奏，即常常会有较突出的个人风格和小群体风格生成。这种局部、个别化的音乐风格呈现，也常常被称为“某派”“某派”。众所周知的如近现代中国戏曲（京剧）表演艺术领域的“谭（鑫培）派”、“言（菊朋）派”、“梅（兰芳）派”、“麟（周信芳）派”、“荀（慧生）派”、“程（砚秋）派”等，即属此列；晚清说唱（弹词）音乐领域中“程（遇乾）”、“俞（秀山）”、“马（如飞）”各派约定俗成的称呼，亦与此同理；而清末民初间器乐（琵琶）演奏领域中以华秋苹为首的无锡派、以李芳园为首的平湖派、以鞠士林为首的浦东派、以沈肇初为首的崇明派、以汪昱庭为首的“汪派”等等，则是因师承、谱系关系接续而生成的器乐表演群体派别。这些在不同音乐实践领域中生成的“流派”，其称呼内涵显然都是个人音乐风格和小群体音乐风格特征的一种彰显。 　　中国传统音乐“流派”生成及划分所依据和显示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都明确无误地表明“流派”概念，都是“小文化”概念，都是整体音乐文化类型中局部性音乐风格特点形成的一种派别划类和风格显现。 　　如果再联系到“中华乐派”倡导者所涉及“乐派”构成的“四大支柱”内容讨论，所谓音乐“流派”（即所谓“乐派”）事实上应当将之分野为四个局部性“流派”格局来加以倡导和建构才更为合理。此四个局部性“流派”格局，即：音乐创作（作品）流派、音乐表演流派、音乐理论（学术）流派和教育理念（模式）流派。 　　其中属于“音乐表演流派”的，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已经有多种显现，以上所述内容基本皆是，故不赘述；属于“音乐创作（作品）流派（亦可称为‘乐派’）”的，在中国传统器乐演奏领域中，相关“流派”显现已经涵盖了作品风格内容，这即是说其中可称之为“派”的演奏家或演奏家群体，都已包含有相关音乐作品风格和传承的认知，但在近现代专业音乐创作领域，其“乐派”性质的个体和群体音乐创作（作品），尚无公认和约定俗成的表征和显现，故而可谓之是空白；属于“音乐理论（学术）流派（亦可称为‘学派’）”的，因当代中国音乐理论建设历史不长，理论家们任重而道远，谈其“学派”形成，还为时过早；属于“音乐教育理念（模式）流派”的，我以为至今仅有雏形显现，只能粗略见到表征某种程度音乐教育理念差别的“旧学”与“新学”分野，从音乐教育理念系统构成角度来说，这一重要基础领域仍还处于“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