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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商鞅分户令 　　［摘要］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重要的改革运动。作为众多改革措施之一的分户令，学术界众说纷纭、观点迥异。一些学者坚持“商鞅强制分户说”，认为商鞅通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采取了强制分户的举措，将大家庭结构分异为核心小家庭。这种观点误解了史籍记载的本意，忽视了商鞅变法的宗旨，并无真凭实据。事实上分户令不是惩罚性法令，只是一条规定性法令。该法令的真实意图是政府向农民多收钱，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关键词］商鞅变法；分户令；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27-02 　　 　　《史记#8226;商君列传》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释：“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一人出两课。”张氏将“分异”解作“别为活”，“倍其赋”释为“一人出两课”。《七国考》卷12《秦刑法》载：“《荀子注》云：‘秦国罚赋’。余按卫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疑即罚赋。”因此，后来的学者多依此认为，商鞅强制推行分户令，以建立小家庭制度。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商鞅强制分户说”提出了异议。例如中山大学曾宪礼认为，商鞅强制分户说“既不符合商鞅变法时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户籍管理水平，也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赋役制度以及秦人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对父权的维护等史实”。①青海师范大学魏道明认为：“商鞅强制分户说，误会、臆测之处甚多，并不可信。”②但是，一部分学者仍然坚持“商鞅强制分户说”。两种论断针锋相对、分庭抗礼。那么，哪种观点更贴近史籍记载的本意、更符合商鞅变法的宗旨呢？ 　　问题在于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解释。许多学者对这句话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赋”上。林剑鸣认为：“‘倍其赋’的根据是人口……也就是后来董仲舒说的……‘口赋’。”③田昌五认为：“这里的‘赋’指军赋，包括服役当兵。所以，有两个男子而不分户的要加倍征收，扩大兵源。”④崔瑞德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将“赋”仅仅解释为“税赋”，究竟是哪种赋税，没有详细说明。宁江英也指出：“赋，‘敛也。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赋’包括田租、户赋和刍稿。”⑤以上学者均认为，“倍其赋”的征收对象是个人，通过这项法令，商鞅把家庭析分到最小限度，使人口全部投身农耕，以增加国家收入。然而，“商鞅强制分户说”的反对者们将“赋”解释为“户赋”，他们认为“户”才是赋税单位，该法令没有强制分户的意向，仅仅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笔者认为，“倍”是揭开谜底的关键字。“倍”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但是，有的学者却视“倍”为“罚”的同义字，将一条规定性法令看成惩罚性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作为规定性法令，“其”指“户”，“赋”指“户赋”。相反，“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作为惩罚性法令，“其”指“个人”，“赋”指“口赋”。那么，“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是规定性法令，还是惩罚性法令呢？我们可以从商鞅变法的目标中寻找事实的真相。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改革。这次变法之所以引人瞩目、影响深远，是因为商鞅使嬴秦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富国强兵既是变法的起点，又是终点。正如商鞅说的那样：“故治国者，其专力也，以富国强兵也。”⑥那么，为了目标和理想，商鞅坚持了功利主义。众所周知，法家是实用主义者的政治团体，商鞅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急功近利思想伴其一生。同样，“秦人偏居西陲，缺乏宗法伦理观念，濡染戎狄民族强悍、尚勇、好利的性格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⑦历史的巧合，让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一个实用主义的学派和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走到了一起，嬴秦的民族性格助长了商鞅的功利色彩。因此，决定了商鞅政治目标的单一性，即凡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坚决支持；凡有害于富国强兵的法令，商鞅坚决反对。因此，商鞅强制分户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成为解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关键。 　　笔者认为，商鞅强制分户不利于富国强兵。 　　其一，战国初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显现，一是农民离开昔日的土地，踏上了躲避战争的征途；二是商人异常活跃，人数剧增，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大量农民有转化为商人的可能；三是士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周游列国，远离农业生产，不仅范围广阔，而且人数众多。这些现象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各国土地大量荒芜，需要更多农民从事耕作；另一方面，人口或流浪或经商或作士，大都脱离生产。这种地多人少的局面使各国财政收入减少，兵源日益枯竭。因此，如何将人口和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为各国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面对这样的统治危机，商鞅认为，秦“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⑧而赵、魏诸国“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