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人性探寻与严肃的现实审视.docVIP

执着的人性探寻与严肃的现实审视 　　在《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之后，贾樟柯继续着他独特的电影之路，新片《三峡好人》延续了贾樟柯一贯的电影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此片在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这标志着贾樟柯在自己选定的电影道路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此次获奖昭示出《三峡好人》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人性的执着探寻 　　 　　对人性本质及其复杂性的探寻一直是贾樟柯电影创作的着力所在，只是在不同影片中由不同人物承载和呈现人性的不同侧面。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它虽然是复杂的，但体现在某一个体身上又是鲜明的、特异的，人性的某一方面会居于主导地位。《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就体现着这种人性的复杂性：他朴实、善良、坚韧、宽容，有传统农民的许多优点，但也有蒙昧、狭隘等人性缺陷。不过，善良在他的人性中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异乡人，他能很自然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跟他们建立了朴素而真诚的友谊，这是因为他能以诚待人。他与小混混的交往尤其能体现这一点。从他对小混混的伸手相救到小混混死后为他盖好蒙在头上的布，都可看出他人性中动人的善良一面。“好人”的内涵可能比较宽泛，但善良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韩三明是一个普通的好人。是贾樟柯塑造的又一个底层平民形象，他以坚实的人性之善打动我们。赵涛塑造的女主人公沈虹的形象则承载着贾樟柯对当代女性命运的思考。她与韩三明都在寻找的路上，两人的寻找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贾樟柯对人性的思考是指向底层小人物的，在他看来底层有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在谈到《世界》的创作时，他就说道：“我觉得关心边缘人群其实就是关心中国的现实本身，关心现实生活里那些比较底层的人。”他坚持从个人经验出发展开对人、时代、社会的叙述，在时代变迁、社会演进中展现不同个体的畸变与挣扎、苦闷与彷徨、坚守与悖离。小武、斌斌、韩三明等虽然卑微、渺小，但他们身上都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的困惑也是这个时代的困惑。贾樟柯是通过这些小人物切入社会大语境的，也通过一贯的底层关注一次次打动观众。正如有论者所言：“关注小人物，将摄影机对准最底层，把目光深入到中国人的灵魂，正是贾樟柯电影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对人性的执着探寻是贾樟柯区别于第五代导演的最重要之处，也是他与第六代其他导演的明显差异。 　　人性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任何对人性问题的思考都因此带有哲学意味，蒙上形而上的色彩。这对文学来说可能较易为人理解。但对电影这一影像艺术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黑泽明的经典之作《罗生门》就不是普通观众能完全理解的。因此，如何处理故事叙述与人性思考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成了摆在贾樟柯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贾樟柯看来电影可以讲哲学，但要让人懂。他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探索，对此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从《站台》开始我的电影就有一定的抽象性。我不会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情节或一个具体的处境中，而是关注一个人的大的处境。从那时起我就已经不喜欢用电影讲故事。叙事的欲望也越来越小。”“从以前完全写实的风格到将观念的东西的融入。《世界》是一个成功的转变。”《世界》关注的是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叙事。如果说《世界》是一次成功的转变，《三峡好人》就是这一转变的延续。贾樟柯在影片中进一步反思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问题。 　　 　　二、对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理性反思 　　 　　与《世界》不同，《三峡好人》由都市回到了贾樟柯所熟悉的小县城。只是这个县城已不是《故乡三部曲》里的汾阳，而是三峡小城奉节。选择县城是明智的，原因有二：其一，这里的生存环境是贾樟柯最熟悉的，这里可视为当代中国的缩影，可以以小见大。其二，这里更便于展开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纠结问题的思考，因为县城本就是城乡文化交织杂糅的所在，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交锋对抗最激烈的地方。 　　但如何展现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只注意外部场景、人物言行等外在表征的再现，很容易流于肤浅、琐碎，缺乏深度。这样的写实式记录无疑是需要的，但已不能让贾樟柯满意。因为，在《故乡三部曲》里他已做过许多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颇为独到的，被诸多评论者认定为贾樟柯电影的风格特点之一。但《世界》已经开始了转变。就是要在写实中融入观念性的东西。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巧妙地将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融入了有意味的画面和独特的故事叙述中。影片中承载传统文化的是三峡的自然风光、夔门、山歌，是淳朴的山民：承载现代文化的是嘈杂的城市、流行音乐、港台片，是不再淳朴的年轻一代。事实上，贾樟柯已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推进到了文化层面。在他的镜头下，两种文化的较量正悄无声息地展开，现代文化的触角无孔不入。甚至连小孩子哼唱的都是最流行的《老鼠爱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