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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放矢的古代传播 　　[摘要] 敦煌文献与中国的信息传播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敦煌文献中的说唱文学作为古代一种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语言传达行为，其传播方式，借助的传播工具、传播的范围之广、受广大受众的欢迎程度以及大部分传播内容，都表明其传播者对受众的普适性、受众成分还是了解和掌握并针对受众群体制定了相应的传播策略的。 　　[关键词] 敦煌说唱文学 传播者 受众 　　 　　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中国最早的报纸是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敦煌进奏院状，敦煌文献与中国的信息传播史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敦煌文献中的说唱文学，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语言传达行为，在唐代十分兴盛，据考证已经“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演出场所和演出时间(戏场、寺院、变场、街头闹市等)；出现了以演出谋生敛财的专业艺人(词人、俗讲僧、市人等)：有相当一批为了娱乐消遣而来的听众，演出成为乡镇居民的大众化娱乐。”这种对说唱文学文化传播方式的概括可以包含新闻传播学上的五个W加一个H，即时间(when)、地点(where)、目的(why)、讲述者(who)、听讲者(whom)、怎样讲(how)、还可以包括特定的故事(text)和所起的作用(unction)，并且已具有了大众化传播的一些特质，这就为我们从传播学角度探讨说唱文学的传播与交流意义提供了依据。 　　 　　说唱信息的“把关人” 　　 　　传播者：即传播活动中运用特定手段向传播对象发出信息的行为主体。传播者是信源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中转站，是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相连结的纽带和桥梁。传播者担负着收集、储存，加工、传递信息的职责，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在向社会和受传者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起着一种特殊的“过渡”作用，在传播学中将他们的这种过滤作用称之为“把关人”。传播者是促进人类信息传播不断活跃和传承的重要保证，大众也会对传播者寄予厚望。传播者往往会是两个层面上引人注目，一方面以煞有介事的面目出现，才能保证所传播的内容令人可信且有一定权威性，才能有更多受众选择接受所传信息甚至还会被传播者左右选择信息内容。同时另一方面还要让受众觉得传播者是“自己人”，在传播时发挥自己人效应。比如六十年代红遍世界的美国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被美国民众亲切地称之为“沃尔特大叔”，其无论是形象还是新闻传播思想都是和民众在一起。为大众传播信息，民意调查比总统都高。拉扎斯菲尔德提出“舆论领袖”的理论思想，舆论领袖总是某一领域的领袖，他们的素质与他们的领袖领域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倾向于在与他们素质相关的领域做舆论领袖，除了公共事务领域之外，生活阅历是成为舆论领袖的最关键的因素，即人际关系非常好。 　　说唱演出的艺人据张鸿勋先生的研究归纳，大致有这样几类人： 　　(一)词人，本是擅长文词者的通称，但在讲唱文学词文、词话中，它却是艺人的一种自称，见《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结尾处：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 　　(二)市人，或指居住城市的一般平民百姓，或指市井行商坐贾的买卖人。说话艺人多在市镇聚众卖艺，即靠“舌耕”谋生。《庐山远公话》中说，听道安讲经者，就须“先遣钱二百贯文”，而且其间还“施利若雨”。 　　(三)转变艺人，宗教题材变文的演唱者为僧人，如《破魔变文》结尾自道的：小僧愿讲功德经，更祝仆射万万年。《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末，艺人又自谦一番道：佛法宽广，济渡无涯，至心求道，无不获果。但保宣空门薄艺，梵宇荒才，经教不便于根源，论典罔知于底漠。辄陈短见，缀秘密之因由；不惧羞惭，缉甚深之缘喻。 　　转变艺人中还有世俗妇女，如唐代吉师老曾在诗中提到他亲睹一位四川女艺人演唱《昭君变》的情形，而敦煌说唱作品中就有一篇被拟名为“王昭君变文”的作品存在，当然不知是否即诗中所咏者。 　　(四)俗讲僧，俗讲演唱，皆为僧徒。《乐府杂录文溆子》条曾记载到一位著名的俗讲僧情况：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其曲。 　　俗讲演出，例由多人合作，其中以讲解经文的“法师”和吟唱经文的“都讲”为主，此外尚有梵呗、维那、香火等职。做一名俗讲僧并非易事，不仅需精通佛典教义，而且需具“声、辩、才、博”之能，因为“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 　　说唱演出的这几类传播者中词人与俗讲僧的文化学养、综合素质较高，作为舆论领袖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权威性，市人与转变艺人则是作为“自己人”面目出现来传播信息，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较为广泛的同阶层受众群体、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决定了说唱演出的传播者成为古代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各个时代信息数量的无限和受众承受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需要传播者以“把关”的形式加以协调。传播者的把关作用一般是以抑制和疏导两种方式实现的，抑制是对那些不适宜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