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圆圆杂谈.doc

陈圆圆杂谈 我最爱读的鲁迅杂文中间，有一篇是“阿金”。回忆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手里什么书都没有了，却意外地还“藏”着一本《且介亭杂文》，破破烂烂的，倒是初版本。记得这是先生逝世后一年左右，我跑到上海四马路的开明书店买来的。这本书前后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可是每次一上手，总还是兴味盎然。而且每次总要读一遍“阿金”。后来又忍不住向“硕果仅存”的一两位朋友去推荐。他们不置可否，只是给我一个鬼脸。我想，他们大概都是读过的，不但读过，也许同样读了不只一两遍了。 “阿金”里有一段文字，我一直极佩服，而且这佩服的历史也有了3O年以上了。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不料阿金的出现却动摇了他的“宿信”，使他“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这是别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只不过是曾经由前面那一节话引出的一些奇怪想法。 我曾想，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士，大抵都是很喜欢对历史人物发表各种意见的。这当然不只是诗人才如此。可惜一般老百姓有的只是口头意见，不曾录音，也自然没有文集流传下来，因此只能由文士们逞强。诗文集中有“史论”和“怀古”这样的门类。遇见历史上的名人，人们大抵总是不肯放过的。最近我翻过一些诗集，发现几乎每本都多少有一两首钓台诗，说明着他们对严子陵的意见。而早在明代前期，就已有人搜罗了这样的诗文，汇编了一部《钓台集》了。严子陵是“隐士”，人们对他的兴趣尚且如此浓烈，更何况西子、王嫱这些赫赫的绝代美人。譬如，在明清之际有关西施的《苧萝志》（还不只一种）就早已编印了，而且有厚厚的四大本。当然也有漏略，关于王昭君的专书就至今还没有人来动手编辑，我想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我们现在要开王昭君讨论会，规模搞得大些也许可以邀请一百来位专家作者吧。可是好好编一本《青冢集》（姑妄名之），就等于邀请了两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人物来开大型座谈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成绩将更为可观。照我想，这样的名单是可以开出一长串来的。 三十多年前住在昆明，无聊得很，也许是偶然记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吧，忽然想起300年前一位有名的女人—一陈圆圆。她的最终归宿就在昆明。同时起劲地寻访起她的遗迹来，最后还写了一篇杂记。说来可怜，当时手边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想借也借不到。我知道有人编过一本《畹芬录》的小册子，却是隔了十来年之后才在昆明市上搜到一本。后来又看到了一册《陈圆圆事辑》，“临桂况周颐夔笙辑”。于1931年由李根源在苏州刊成，后面附有李氏的“续辑”一卷。这书收集的资料并不算怎样完备，不过一些有关系的文件，是大致都在的。一晃又是多少年，最近看到《李自成》的作者、小说家姚雪垠的《论＜圆圆曲＞》（《文学遗产》季刊198O年第一期），立即拜读了。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围绕着陈圆圆活动的种种人物、展开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真实与评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小说家肯下这样的功夫做研究，首先就是可贵的。因为这是创作的基础与出发点。记得也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像这样花了极大气力写成的历史小说，虽然会被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之作。先生是深知、也说出了此中甘苦的。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姚文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野史”与小说的分野；史诗与“政治传奇抒情诗”的区别；诗人吴梅村的评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大顺农民起义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创作思想、方法问题。这许多，也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姚文的“结论”说，歌妓陈圆圆是被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带到北京的。不久，田死。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随吴襄到京，从田府将她买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悒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关于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以及刘宗敏为索她拷掠吴襄，全是胡说。” 这个“结论”与吴梅村的《圆圆曲》、《鹿樵纪闻》及清初的许多记载是全然不同的，不失为崭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方法是一方面分析批判了旧说的许多矛盾、错误之处；又从正面举出了“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史料，加以推论而成。姚文举出的正面史料是钱[甹只]的《甲申传信录》，引据的重要章节是：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按：同为田宏遇买来的著名姑苏歌妓）从优人潜遁，而沅（按：即圆圆）先为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陈圆圆不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随即死掉。这是在刘宗敏逼索之下，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