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人性”话语叙述策略研究.docVIP

《静静的顿河》“人性”话语叙述策略研究 　　[摘要]肖洛霍夫在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安排了两套话语――社会主义革命真理的话语和关于人性的话语。后者借以下叙述策略得以传达：首先，借主人公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展现“人的魅力”；其次，聚焦边缘、下层人群，展现“人的生活”；最后，借寓意丰富的叙述细节隐晦传达作者的独立思考。 　　[关键词]苏联文学；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叙述学 　　 　　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M.A.Sholokhov，1905－1986)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无疑是一部肯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流小说，但这部在1941年被苏联官方授予“斯大林奖”一等奖的主旋律作品竟然又帮助肖洛霍夫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到了持顽固反苏立场的西方社会的肯定。根本原因是作品在“主流”之下还有“潜流”，在革命话语之下，还设置了另外一套话语――人性的话语，传达了另外一种声音――下层与边缘人群的心声。作品对他们的遭遇给予了真实的披露，对他们的痛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他们在命运拨弄下的抗争、坚守、寻觅、期盼倾注了深情，使这部小说在肯定革命的同时展示了人性的魅力。如作者自己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物的心灵的运动表现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就想表现这种人的魅力。” 　　这套关于人性的话语是如何设置在革命话语之中的呢?用叙述学文本分析方法做一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小说主要采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叙述策略。 　　首先，小说在革命浪潮中深刻地表现了人的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借以展现“人的魅力”。 　　葛利高里悲剧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性格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葛利高里坚守“人”的自由原则、正义原则。他坚持爱情理想，反对包办婚姻，“把自己的和阿克西妮亚的工钱领到手就积攒起来，一个也舍不得花，甚至连烟也戒掉了，希望能不向父亲低头”。他坚守人的尊严，凛然警告要打他的上级：“我告诉你……如果你什么时候敢打我一下――我就宰了你!明白了吗?”他追求自由，厌恶枷锁，宣称“不论共产党还是将军――全是枷锁”，“什么人也不合我的意”，并发誓说，“跟那些想要你的命，想剥夺你生存权利的家伙进行斗争；要坚决斗争，毫不动摇”。葛利高里厌恶反人道的仇杀，无法接受人与人。特别是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尽管有革命口号的鼓舞，坚决反对红军枪杀俘虏的不人道行为，反对恃强凌弱，并挺身而出阻止士兵强奸女仆。可以说，正是单纯和倔强的性格造成了葛利高里的人生悲剧。葛利高里悲剧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由性格悲剧引发的命运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形成的严酷形势让一个有过革命信念动摇经历的人背负了“原罪”，失去新历史阶段的合法身份，所以当葛利高里身不由己卷入叛军后，不管他多么英勇地作战，军官们总不信任他，即使因战功升任团长，还是被视为大老粗、“半个布尔什维克”；后加入红军，他开始获得了新生，好像换了一个人，但后来很快发现红军已经视他为另类；心灰意冷之余，他只想回到家乡做一个普通人，但命运已经将他越捆越紧，新政权逼他去肃反委员会登记，被枪毙的威胁始终悬挂在他头上；逃跑以后，落入福明匪帮，像狗一样被红军四面围剿；当他最后准备带上阿克西妮亚逃往南方时，后者又被红军巡逻队打死――他生命的最后一点希望也被邪恶的命运扑灭。 　　索福克勒斯用《俄狄浦斯王》告诉人类：渺小的人要与命运抗争，就像在蜘蛛网中挣扎的飞蛾，挣扎越猛烈，无情的命运之绳就将收得更紧。葛利高里的命运何其相似!在与注定了的个人命运或历史发展逻辑的对峙中，任何人的坚守、反抗都是注定要一败涂地的，但也正是在这场绝望的抗争中，“人的魅力”、人性的魅力作为具体过程的实际占有者获得了可以与抽象的历史命运相抗衡的意义与价值。 　　其次，小说聚焦边缘、下层人群，披露了他们在革命战乱中的苦痛生活。 　　《静静的顿河》人物尽管众多，却可以整齐地归入两类：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施托克曼――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彭楚克――波德捷尔科夫，拥护苏维埃的哥萨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彼得罗?麦列霍夫――小利斯特尼茨基――福明，白卫军官和参加暴动的哥萨克。前一类人本来应该是主角，但小说的叙述焦点始终集中在后一类人物身上，聚焦于后一类人的地域性话语、伦理话语构成的统一的顿河／哥萨克“复调语言”，后一类人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具有“人的魅力”。聚焦点的选择可能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如吴晓东所揭示的：“对小说主人公保持认同感尤其是阅读传统小说最重要的心理机制。甚至是一个坏人自己在讲故事，我们也会倾注对他的认同甚至同情……更有说服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小说主人公是个杀人犯，但他是焦点人物，小说的视点围着他转，所以读者一般都会同情他。” 　　《静静的顿河》给了包括主人公葛利高里在内的边缘人、下层人发言空间，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