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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改编：另类的符际翻译 　　[摘要]本文是从翻译研究角度，结合翻译文化学派的翻译思维和雅可布森翻译理论，探讨文学及影像之间的改编关系。希望透过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张爱玲小说与电影影像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符际翻译；改写；《色?戒》 　　 　　一、改写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罗曼?雅可布森(1959)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 　　翻译文化学派的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是改写，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他把翻译置身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与文化观点，把翻译研究与诗学、权力、思想意识和赞助人结合起来，并提出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译者或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 　　如果我们借用上述来自翻译学的理论观点重新审视和关照电影改编，电影改编一方面可以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在电影改编过程中，改编要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赞助人等方面的限制。改编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与改编者所处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改编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本文不揣浅陋地尝试以李安所改编的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色?戒》的分析中，获得对这一理论的具体阐释与说明。 　　 　　二、《色?戒》：从小说到电影 　　 　　张爱玲小说《色?戒》描写了非职业特工王佳芝，暗杀汉奸易先生时因为感情用事，放走易先生后被杀害的过程。原文很简单，发生在半天内的事，从王和易在易先生家见面，到最后易回家，但王却不能再回业，中间有很多王佳芝的心理回忆的倒叙。女人重情，但男人却只把情做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涉及到自身利益时会毫不犹豫地舍弃爱情。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最大不同。王佳芝就是又一悲剧重复者。她的死再次追问了张爱玲埋在心里的疑问――为爱放弃一切到底值不值？ 　　导演李安改编的电影在基本的故事情节方面还是很忠实于原著的，但为了电影观众的可欣赏性，就是不能像小说那么自由地倒叙、插叙。倒叙基本上是从麻将桌开始，到易先生成功逃脱回到麻将桌结束，形成一个圆形叙事，头尾遥相呼应。后面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没有像小说那样有这么多的倒叙、插叙，因为如果太多会造成影片支离破碎。文字的长处在于能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加上张爱玲深受西方文学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在写作中加上了很多意识流写法，能将人物的复杂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电影更注重的是写实手法。 　　但如果按照前述的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审视李安的电影改编，则显然李安的电影《色?戒》和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同于在电影的改编过程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1．改编中的诗学观影响。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样的作用，或应起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 　　观念对选择主题十分重要，即所选主题必须符合社会系统，这样的作品才会受到重视。在作品形成阶段，如果诗学已经形成，就反映了在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文学系统一旦形成，就力图“维持原状”。但改编往往推动文学的演进，极大地影响了不同文学系统之间相互的渗透。这不仅仅表现在把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形象能否成功地引入另一种文学系统，而且还在于把新的文学手段引入某一诗学，并为改变这一诗学作准备。另一方面，导演往往以自己文化的诗学来重新改写原文，目的是为了取悦于新的读者。他们这样做也能保证他们的作品有人读。导演也往往以自己的作品影响他们所处时代的诗学发展进程。改编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导演的观点取向等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紧密相关。导演作为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其改编活动必定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诗学观的影响，这往往表现为对原作的增删、改译等。改编者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融合过程的深刻见解，见证了某一特定诗学影响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改编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改编者在两种文学传统中进行妥协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受到他所处时代、他想与之妥协的文学传统和他的译入语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