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衰落与中兴.docVIP

北大的衰落与中兴（1926-1937） 20世纪20 年代后期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深受其影响，不同的政治势力对于中国南北高等教育纷纷作出重大改组，其中北京高等教育界在从奉系军阀到南京国民政府隶属的变动中，也经历多种改革试验，并由此引发了系列风潮，成为当时舆论批评教育破产的重要表征。本文即围绕二次北伐前后的政治变动，来探讨北平高等教育界的曲折历程，探讨政治变革与大学发展的复杂关系，以期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派系纠葛。 一、“京师大学校” ２０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局动荡，军阀派系纷争，由于北京政府无力也无心支付教育费用，致使首都国立九校难以为继，整个北京高等教育界陷入困顿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滞。向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亦不能例外。至１９２５年，北京高等教育界经费的困扰日益严重，引发了迁延持久的风潮，加之南方国民党人的暗中活动，希望籍此拖跨北洋政府，北平高等教育界与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时代理北京中法大学校长的李书华先生回忆称：“是时北平教育界同情于中国国民党政府，常为北方少数军人所不满。”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日益尖锐化，是年１０月至１２月北京高等教育界的示威活动中，包括北大在内的一批激进教授朱家骅、徐旭生、顾孟馀、李宗侗、沈兼士、林语堂、李璜等亲自参加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争取教育经费。但北京政府总是籍口中央政费支绌等由进行敷衍，1926年3月学者高仁山公开批评政府“其实不过是些表现上的遁辞”，“去岁中央耗费在一万万以上，而国立学校历年的积欠增至十二多月了！”造成如今国立九校竟山穷水尽开不了学，而政府还没有确切办法。虽然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此时也抛出所谓用特税来救济，但是究竟能得到什么效果，一时也无法看出来，“遗误青年学业的罪状，政府是丝毫逃不了的。一年来京校最可怜的状况是：平时校长常常用全力去奔走经费，所以学校行政上不能用全力去谋进步，学校经费常常无着，教职员每每得不到薪金，当然他们也不能安心教书与办事，弄得学校或早放假或迟开学，一年之中，学生得不到几个月可以安心读书。这都是政府漠视教育的结果。就以最近阴历年关教育的经费而论，各校校长及教职员的代表，奔得精疲力竭，仅仅得到一个多月的经费，叫他们如何维持得下去！！” 正是在这种教育界与政府日益对立的情势下，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洋政府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制造惨案，使北京高等教育界与政府的冲突达到顶点。一时风声甚紧，报界盛传段祺瑞政府通缉名单上，有许多教授名列其中，致使不少教授不免恐慌，纷纷寻求到法国使馆或六国饭店躲避风声。５月８日北大教授评议会致蔡校长函中亦称“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所以本校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现时本校同人之恐慌，亦即在此。但俄国庚子赔款，为数甚巨，大可接济北京国立学校。俄国使署近亦较前容易商洽，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即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此事所关甚巨，因为北京政府现在既已毫无收入可言，则本校以及北京其他国立学校，如果不能向俄款方面设法，其将完全停顿，殆极难避免。”北大评议会此刻主要是想倚重蔡元培作的声望，以俄款来解决北京教育的经费困顿。 到了奉系张宗昌部进入北京，枪杀报界名人邵飘萍和林白水，造成日益恐怖心理，致使向以思想革命大本营著称的北大教授们纷纷避走他乡，一时北大教学、研究几陷入停顿状态。1927年1月16日，张慰慈致信，报告北京的反动空气甚浓。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至于周报都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 正是在奉系军阀这种高压之下，也开始了其对于北京高等教育的改组。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大元帅职，组织军政府，以潘复为国务总理，刘哲为教育部长。刘哲虽上任之初，发表谈话，对外界风闻的所谓九校合并之说予以否认，宣称“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政府只有积极发展，决无裁并改组之理。”然至7月中旬，潘复刘哲等议改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各科。8月初，阁议通过刘哲提出的国立九校改组合并计划，称“国立九校，本为全国最高学府，比年士气浸逾，校风陵替，致有学校之名，而无学校之实，若不迅速整理，曷足以图改善，而杜虚糜，着即合并为一，继称国立京师大学校。”刘哲归并北京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自兼校长；以北大的文理两科改为京师大学校的文科和理科；以北大的法科与政法大学合并成京师大学校的法科；每科设学长一人。刘哲原有意撤销研究所国学门，经叶恭绰（玉虎）之劝阻，遂将研究所国学门改为研究馆，以叶玉虎为馆长。 刘哲此举实际上等于解散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