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叶燮、袁枚诗论 《古代文论选读》教学课件.ppt

第十一章 叶燮、袁枚诗论 一、叶燮的诗歌理论 二、袁枚的诗歌理论 一、叶燮的诗歌理论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诗论著作的代表是《原诗》内外篇。 《原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最有体系性和理论性的诗学著作，它不仅在清代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都是极富创造性的诗学专著《原诗》的学术地位和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叶燮就诗歌中的根本问题作出了探索，周密地提出七要素等诗学范畴，更因其别出心裁、新颖独特的批评方式，区别于此前诸多诗话著作。 学术界一致认为其《原诗》最突出的批评特色是体系的完整性和话语的思辨性，这方面的研究历来成为关注的焦点，深入而有见地。也有人认为叶燮兼有儒家伦理人格和道家自然人格，其《原诗》自然就会同时选取伦理道德批评和审美批评；或者可视为“以史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批评”，是诗歌内容和社会历史的统一。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便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的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后世诗学批评观和文艺美学观。儒家伦理道德批评成为贯穿历代诗学著作的一条主线，这在思辨性很强的《原诗》中同样不可避免，在处于传统社会后期的《原诗》中表现得依然鲜明而突出。 “《原诗》不同于一般的诗话，不像一般诗话那样零散、琐碎，而是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中，除《文心雕龙》以外，还很少有这样阐述得很透彻、分析得很细密、理论性和逻辑性都很强的著作。”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一）以“变”为动力的文学发展观 叶燮说：“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乃近代论诗者……既不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 又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 叶燮论诗主变，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论调而发，是对公安三袁主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说的“变”，首先是诗歌发展“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他一反严羽崇正抑变，尊盛卑衰的看法。但其“变”总是越变越好，“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有其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 其次，他说的“有因”“有创”，已认识到诗歌发展中自身的继承与革新的因素，他说：“若夫文之为运，与世运异轨而自为途。”认为诗歌的正变与时代的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与政治的隆污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诗歌自身的发展盛衰问题。说诗歌发展有自身的“因”“创”关系是正确的，但说与时代、政治没有关系就不对了。 （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 《原诗》：“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这是叶燮论诗的总纲。 1、理、事、情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理”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事”指一定的、具体存在的客观事实；“情”指每一事物自己特殊的情状。“理、事、情”就诗歌客体而言。“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叶燮认为“气”是万事万物内在的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所在。“故吾曰：三者藉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氤氲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 2、才、胆、识、力 “才、胆、识、力”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才”指作家的才能，包括发现才能和表现才能。“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 “胆”指作家的胆略。“无胆则笔墨畏缩” “识”指作家认识理事情的能力和艺术鉴赏力、艺术创造力。 “力”指作家的艺术工力和气魄。“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三)论诗歌的审美本质和艺术思维的特点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可不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可言之理，人